读了陈飞翔对《秦晓：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一文的评论：《“中国崛起”面临的三个历史难题 》，我认为，陈先生分析得很精辟，揭示了中国现在面对的三个主要问题。有像陈先生一样的众多“公民”存在，实是中国之福。

    但是我个人认为，陈先生的这三个难题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难题，或者说，这三个难题其实是由一个共同的更大难题所引致。那便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和少说些“姓资姓社”，到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很多人都以为“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它事实上客观存在，并直接导致了现今的“难题”。

    难题一：民主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社会主义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恐怕还有在统治阶层的很多人仍然相信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特色”有一天能回归到正统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中，相信自己还是代表着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谓控制着中国主要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便是政治上的临时性分权， 也是“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对其的妥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由利益集团推选的国家领导人却想组成“贤能政府”，而无法顾及市场经济对政治体制的冲击。

    难题二：社群主义和多元主义。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的构成主要是各党派、宗教组织、工会、新闻媒体、政府辅助机构、民间非赢利组织及民营企业和它们的行业协会。除了政府辅助机构，其它团体的壮大都是当局者不想看到的。特别是民企和其行业协会。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姓资。同时它们也是市场经济下最容易崛起的。有效地遏制它们并要保证它们同时存在，这才是当局者最大的难题。

     难题三：国际关系。中国对外国际事务中的核心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戒心也在于此。无此，全球“新均衡”是不是会容易一点呢？答案显而易见。

    只要当局者真正地意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借鉴马克思社会学理论但剔除空想主义，实现普世价值观，集合中国民众的勤劳和智慧，难题是可以解决的。否则就只能等到被经济发展对政治体制冲击后造成的各种矛盾所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