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们看到央行一则重要举措,即公布贪官们外逃的现状并详细分析的外逃途径,直接公布外逃人员数量与携带款项数额。其实,这些事情就事实层面而言,老百姓早在N年前就心知肚明,所以此消息或许对普通百姓来说并不算“新闻”。但客观地讲,这种消息从央行的报告中提出来,被如此高层的决策者所公开承认,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标志。
当然,从经济治理的角度看,除了要公布贪官们的情况外,更要研究和公布“富人”们出逃的路径与情况,因为后者从中国掠夺走的财富远远大于前者,甚至如此演绎下去会抽空中国整个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有限成果。不过,我们今天讨论的角度不是经济学的,而是政治学的或法学的。
其实,国家与自然人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拟制人。我们知道,对于自然人而言,只有敢于面对错误、敢于承认错误并勇于及时纠正的人,尤其是敢于面对自己、一日三省的人,才会最终成为优秀的人,才会最终走向成功。这也是国家所编写的中小学教科书如此教导我们的。但坦率地讲,过去若干年内,国家在教科书中教导百姓如何成熟、如何面对错误并纠正错误,但自己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没能做到上述教诲或原则。这就像每个自然人,当他处于孩童时期时,每次考不及格或者犯错误后,总会想办法向父母掩盖真相。但从央行此举显然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幼稚年代的幼稚做法,这是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步骤。
人,包括法人甚至最大的法律人即国家,都是要犯错误的。如果有一个人终生不犯错误,那么只有两种情况,其一他是个神,其二他是个鬼或死人。任何人、每个人都是会犯错误的,但问题的关键恰恰不在于是否犯错误,而在于犯下错误是否敢于直面错误,是否勇于承认错误并及时总结教训,是否立正规矩并做到类似错误不再重犯,是否接受别人的公开监督甚至自己灵魂对这个肉体的监督。
中国的政治制度架构,一个最大的错误或者哲学错误就是“人性善”理论,这与西方哲学中的“坏人论”完全不同。中国人相信人天生是善的,尤其还加上一句“学而优则仕”,所以所有的“仕官”都是善人中的大善者,因而是不会犯什么错误的,只会给百姓带来的恩泽或福音。但这种哲学恰恰走了一个悖论,即既然所有的人天生是善的,为什么不可以让所有的人“为天下仕官”而只有少数人任之?正是这种错误的哲学假设,让中国五千年来只相信“贤王”却不相信制度,因而我们走了数千年的“人治”而非“法治”。在这一点上,西方政治哲学所采用的“坏人论”恰恰是其“法治”得以昌盛的重要哲学前设与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要走向政治成熟,必须做到坦荡诚实,必须敢于面对错误尤其是自己犯下的错误,必须敢于接受群众监督。 这也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重要理论旨趣与政治目的。不过,一个走向成熟后仍能做到少犯错误或尽量不犯错误的国家,必然不只是达到上述“道德要求”或实现“政治道德”的国家,而必须是一个“制度为大”或“法律至上”的国家,说白了就是,实现“法治国家”。唯有体现公众意志的规则,才会不讲人情不偏私,才会一视同仁,才会天天像传说中的上帝一样睁大着眼睛平等地看待普天下每一个子民!
而所谓的“法治国”,就是法律为王,用西洋人的话就是 rule of law 或 king of law!我们能做到吗?
(编辑整理/雷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