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刚升初中，回家路上说，学校里又播《弟子规》了。她学校较开明，视频只在星期一播出，意思爱看不看，且不考评。班上同学对此几无兴趣，遂至于又一个形式主义的诞生。

    似乎不几年间，“新国学”运动已得大成，“三百千”及《弟子规》已在全国各地中小学校推广吟诵。有些教育部门还制订强制形式，把这种吟诵植入学校日常教育活动中。个别学校过分认真，则要求学生背诵并测验这“孝悌谨信爱仁”。

    清及之前的一些私塾蒙学册子，依托教育部门的行政推广，如今已经风行开来。“三百千”等书，遂成热门，各新立私学以此为由招生涨价，奇门迭出，湖北某私学全寄宿，年费六万，有钱父母据说趋鹜至极。校长四十出头，似有百科全书式博学，从《四书五经》讲到《资治通鉴》，而诲人以阴谋计策，于历史人物的事例中，向那些懵懂学生强烈灌输不计成本的成功学。教育中以“国学”为噱头，“成功学”为底版，是很多“私学”教育捞钱的杀手锏，竟颇得一些急功近利的父母热烈拥护。

    公立学校也不后于人，努力成果之一之二，是湖南某校组织学生给教师磕头，及广东某地组织学生给父母洗脚。据报道可见，被拜者喜笑，受洗者颜开。似乎“磕头”和“洗脚”已是“新国学”的光辉成果了——说穿了，无非是从小培养屈膝低头折腰摧眉事权贵。成果虽“辉煌”，但“新国学”就此有走入邪道，而成“伪学”的危险。

    “新文化运动”众家学术大师拼命整理鼓吹“国学”，本意光大古代各家学术精华，反思“独尊儒术”对中国两千年文化的封闭和钳制，他们于“孔孟”外，大力发掘诸子各家的学术价值，图于世界文化重压下，找出一个独特价值和新道路来。

    “国学”这个词似乎是新文化运动后生造的。钱穆于《国学概论》“弁言”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之名词。”由此可见是非常时期的仓促提法——“国学”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钱穆的“国学”筐子装的是“六经”和“诸子”，一路而下，紧扣儒学，略涉各家。出于对中国文化没落的忧虑，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之等学者纷纷著书撰述，分析传统典籍精要，以图于严格训诂考证外，更新义理，不特囿于儒学独尊孔孟。孔孟以外，墨、庄、荀、韩兴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儒整理古籍的贡献：“……夫校其文，必寻其义，则新理解出矣。”但清儒“长于训诂名物，而短于义理”，故胡适之于《论墨子》里强调读书要“贯通”：“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

    所谓之“国学”，是要新一国之思想，振一国之人民，图摆脱旧礼教桎梏，从民族的躯体里除掉让我们体弱多病的磕头虫，迎接新世界新时代的挑战。如果打着“新国学”的旗号，而迫使我们的下一代学会下跪和磕头，这样的“伪国学”，不要也罢。

（本稿编辑：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