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骤富”颠覆了传统的致富模式，如果政府不对转型农民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那么他们因“冲动消费”，将有返贫之虞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5月28日见到张建华时，他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对于我来说，似乎一夜之间，就不用为钱发愁了。”他有些兴奋地说，“当拿到几百万拆迁补偿款时，我第一次感觉到，钱仅仅是个数字，但却可让一个人活得更体面。”

张建华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位农民，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巨变，从农民转身为市民，且一跃为富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骤富，他们或领取了政府的巨额征地补偿款，或因拥有多套房产，从而跻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迁富翁’的身份，虽然已是市民，但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型。”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社会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锋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如何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迁款，如何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的生活，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京郊农民的“拆迁盛宴”

近年北京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大量城乡结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

以大兴区为例，2009年，大兴区共拆迁33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7000余人。2010年预计拆迁64个村，涉及转非劳动力2.3万人。

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朝阳区将有45个村拆迁，涉及4.67万农民，海淀区将有20个村拆迁，怀柔将有3个城中村拆迁，昌平至少30个村拆迁，等等。

“拆迁富翁”聚居地随之兴起。如朝阳区的大望京，通州区的梨园镇、张家湾镇，大兴区的黄村镇、西红门镇、旧宫镇、瀛海镇、亦庄，平谷区的王辛庄镇，门头沟区的永定镇，等等。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副镇长白艳英向本刊记者介绍，根据占地时间、所处区域、参照政策、拆迁主体，以及宅基地面积、家庭人口、房屋数量等等因素的差异，每个拆迁户得到的补偿款并不相同。

“有些农民拆迁可得到几套回迁房，有的还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对于他们来说，这笔收入也非常可观。”白艳英说，“一般来说，这些家庭至少会有十几或几十万存款。”

以一户普通农户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执行新的补偿标准，该户家庭除了可得到两三套回迁楼房外，另有四五十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要是执行六七年前的拆迁政策，则只有二三十万元。

“在高房价时代，出现‘拆迁富翁’不足为奇。”北京市朝阳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出现上访、自戕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所以出手比较“大方”。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拆迁富翁”的出现是权利对等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农民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也有了与地方政府或开发商谈判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摒弃了强拆思维，学会了对市场和公民财产权的尊重，使拆迁方式与定价方式渐渐合乎程序、正义的共识。

但也有专家认为，农民因拆迁一夜骤富的现象极不正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地方为拆迁补偿不到位而发生暴力拆迁事件，而有些地方却能使农民一夜骤富，这说明政府在依法执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迁补偿上缺乏全国的科学统筹。”

“冲动消费”潜伏返贫危机

5月18日，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一个新建拆迁安置小区，看到了小区停满一辆辆崭新的小轿车，其中不乏高档名牌车。

刚搬来不久的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

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车。好车的标准是价格应在20万以上，降低点要求，至少也是要15万，低于这个标准就掉份了。”

也有人买下好车不仅仅是为了显摆。5月19日下午，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京某社区西侧门口，约见了正在这里“趴活”的黑车司机黄遥。

据黄遥说，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迁，除得到一套回迁住房外，他还获得400多万元补偿款。地没了，总不能闲着，便买了一辆奔驰跑黑车。哪想到油价一个劲地涨，养车费用日趋昂贵，生意又不好。

“别看我的车是奔驰，跑黑车还真不如那些捷达。”黄遥苦恼地向记者坦言，“有人看到我的车是奔驰，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目光怪怪的。”

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卖掉车吧，只能折旧卖，自己一下就亏10多万。不卖吧，这车只会一个劲地“烧钱”。

本刊调研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的人被设局拉下水参与赌博，拆迁补偿款被套取。

为了补偿款的分配，有些拆迁户亲人之间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对簿公堂。

还有些“拆迁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为家里一夜骤富，心态大变，出现比富、奢侈、厌学现象。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拆迁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现象，在城市化进程很快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凸显的类似问题也亟待引起重视。

“一个人可凭借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创造实现富裕的梦想，但靠土地一夜骤富，已经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致富模式和社会价值观念。”李先锋对此表示忧虑。

周孝正认为，在拆迁进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补偿待遇正在逐步提高，这既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可能导致命运的失衡，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赵春燕对此也感触颇深，“对于一向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缺乏投资理财意识不足为奇，面对突然到手的财富，大多数人自然会手足无措。”

“如果‘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除了种地，他们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会使他们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赵春燕分析认为，“他们已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旦返贫，必将成为整个社会的包袱，影响社会的稳定。”

已有前车之鉴。据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机场扩建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等6村整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有些因此返贫。

“拆迁后”保障体制需跟进

大兴区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尚建刚直言：有些“拆迁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费状况，尽管与他们存在盲目的炫富与攀比心理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对他们正确消费观念的引导力度不够到位，尤其是拆迁后的体制跟进还相对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经销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强磊教授表示，政府对转型农民应加强正确的消费指导，政策规划上要科学。他建议，可遵循“先生产后生活，先保障后消费”的原则来实施，如可尝试分期拨付拆迁补偿款。

“有些农民，人上楼了，而思想观念还没有上楼。对于政府来说，如何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还任重道远。”尚建刚说，“同样，让转型农民的资产能保值增值，是政府获得农民信赖的基础。这对于政府来说，压力不小。”

4月10日，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老师——受大兴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邀请，北京一家金融机构理财规划师来到这个小镇，为200多名妇女举办“家庭科学理财”讲座。

“理财规划师讲得非常好，给我的启发很大，希望以后能多参加一些这样实用的讲座。”时隔一个多月，当时参加听课的一位妇女还很兴奋。

中共北京市大兴区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张德广对本刊记者介绍，为确保失地农民能顺利完成市民身份的转型，大兴区从一年前开始探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具体的“四有”方案，即“就业有岗位、增收有资产、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务有组织”。

“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没有了土地作为缓冲，转型农民创业的成本和风险在增加，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必然降低。”强磊说。

目前，大兴区专门出台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用人单位招用本区劳动力一次性奖励、创业扶持等八项政策，并安排了5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

在资产增收方面，大兴区通过集中归并、资产量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努力实现集体资产产权变股权，农民变股民，确保集体与农民的长期收益。“让失地农民的财富有造血功能，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张德广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让农民持久合理地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是真正化解“拆迁富翁”返贫危机之根本。

在生活保障方面，大兴区的转非人员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都达100%。

此外，大兴区还对原有村集体组织进行梳理，明确撤村建居过程中的各自岗位职责、工作重点、任务标准，积极发挥组织作用，创新组织服务形式。加上大力挖掘社会组织的服务作用，使农民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实际需求在转型过程中得到及时掌握和反馈，排除和疏导不少基层基本矛盾。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制度设计需要更细致、更科学。”赵春燕认为，这不仅需要与产业发展规划相匹配，还要为农民转型设计保障性制度。尤其要加强对这种特殊人群的心理疏导和观念引导，帮助他们尽快克服由于以往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束缚，以新的角色更快地适应市民生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