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 那小兵

    许多美国人从这次新疆劫机事件和2008年的汶川救灾忽然觉得自己渺小了，他们疑惑地问“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吗？中国人不是自私吗？为何他们忽然如此相爱？”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人，中国人如何看自己；中国人如何看美国人，美国人如何看自己，这种争论在中国人当中尤为激烈，而美国人当中却稀少许多。

    中国人最关心的是社会与政治问题，其中不少是深刻而尖锐的。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这些批判中始终缺少一个东西，那就是“如何解脱的方法”；中国人有了发现错误的敏锐，但或缺少改正错误的方法。

    最近有一件事情改变了对中国人的这种看法，那就是新疆和田飞机被劫持事件。这件劫机事件被成功制止，避免事态恶化,靠的是中国人的及时反抗制服了劫机者，这让我们没有走上美国9.11那场悲剧。

    可以想象，一旦这次劫机成功那将会成为一场灾难，所幸我们如今可以安心地防范今后发生同类事件。

    回想起十年前美国那场悲剧，不难发现中国人从中学习到了经验。在这个时刻，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找到了他们之间最大的“社会利益最大公约数”——为生存而拼搏，人人为自己，同时人人为集体。

    当那六个劫机犯一开始行动，马上就有四个乘客奋起阻拦，与之搏斗，其中一位妇女奋勇地用手袋砸向歹徒。这些果敢的行动是出于一种求生的条件反射，也正因如此他们保住了自己与全体乘客的性命。

    他们没有像当年美国人机组人员那样询问歹徒的意向然后交出驾驶台，也没有像美国人乘客那样投票决定是否要与歹徒同归于尽耽误了制服歹徒的时机。

    如果真的像美国人那样，自然中了劫机者们的计策。在这场事件爆发过程中，中国人这种勇敢在这里胜过了美国人的“完善程序”，否则接下来我们不得不以更多“不完善”的行动弥补这种损失，看看美国后来在阿富汗的经历便知道了。

    有人说中国人“可以同苦，但不能同甘”，虽然平时相互之间吵闹不休，但危机时刻却暴发出团结的力量。除了这次奋勇救飞机之外，最让西方人不解与感动的是2008年汶川救援，尤其是解放军跳伞入灾区救人的情景让他们吃惊。

    笔者经历过洛杉矶黑人区大暴乱，也到过新奥尔良洪水灾区，美国军人来到了，不是救灾，而是镇压抢劫的暴民。

    当时，新奥尔良的白人区受洪水影响较小，而整个位于低洼地的黑人区几乎都被淹没，这些黑人家庭缺少洪水保险，而政府又一味拖延理赔，黑人们被借机迁移到其他州安置，让那些不愿意他们留在本地的人们出了口气。

    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看法当然出自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无论是元朝时的马哥波罗的无比赞誉，或是清朝时的马礼逊的迷惑悲观。

    他们从一个基督教文化角度看待中国儒家文化，有其敏锐与怜悯的一面，同时他们也感觉到中国人有一种他们没看到的力量，让他们在自鸣得意中忽然被震撼，这也是当代西方人对于中国怀有极大矛盾心理的缘由。

    当这些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影逐步响着中国人时，中国人也越来越变得对于自己迷惑起来，这种自我迷惑是最痛苦的，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西方人把人看成是权利与义务的个体，同时又是博爱公正的抽象整体；中国人则把人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与等级关系中的个体，同时也是社会人际相互依存的抽象整体。

    这两种价值观在全球化力量之下相互竞争着，最后是相互妥协还是相互逼迫？不能够假设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绝对优势，更不应以自己的价值观否定对方，唯一可行的就是秉承相互尊重精神各自反省，以此达到互相和平共处。

    许多美国人看到了这次新疆劫机事件和2008年的汶川救灾忽然觉得自己渺小了，他们疑惑地问“中国人不是一盘散沙吗？中国人不是自私吗？为何他们忽然如此相爱？”

    他们甚至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胆怯，因为他们看到中国人自私的下面有一种顽强的共存信念，而他们自己在博爱之中有一块公义的空白点。

（本稿编辑：王永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