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骨灰谜案”揭秘化名意为“亡命四川”--人物春秋--中国当代新闻网

彭总魂归何处？在当时，这是一个谜案。中央立即成立“专案审查小组”，踏上了寻找彭德怀元帅骨灰的艰难路程。
　　1966年12月22日夜，彭德怀被“四人帮”组织的“揪彭兵团”从成都绑架回北京。到京后，他被监管在北京地质学院，由江青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并多次遭红卫兵野蛮批斗。1973年，备受折磨的彭德怀患上了直肠癌，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彭德怀虽在治病，却仍然过着囚犯一样的生活。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他终于在凛冽寒风中含恨辞世。他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后来，他的大侄女彭梅魁被通知去见了遗体一面。遗体很快被偷偷运走，并秘密火化了。
　　然而，骨灰呢？唯一见过彭德怀遗体的彭梅魁不知道！追悼会筹备人员听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对彭德怀的骨灰处理有过具体指示，但是周恩来本人也在1976年逝世了啊！几经辗转，从彭德怀遗孀浦安修那里找到一条线索：彭德怀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追悼会筹备组负责人大惑不解：彭德怀是在北京去世的，骨灰怎么可能放在外地呢？
　　浦安修忍住悲痛，向侄女彭钢道出了事情的经过：“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同志调来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的爱人孙明也调到北京工作。孙明是我的老战友，我们曾于1940年至1942年在太行山中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在北京重逢后，我们时常来往。一次闲谈中，孙明告诉我，她丈夫李大章曾悄悄对她说起：彭老总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遗体被秘密火化后，骨灰给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当我进一步追问情况时，孙明却不知道了……”而李大章同志，也于1976年5月在北京病故。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至此又中断了。
　　浦安修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65年11月，在北京送别老伴去成都参加三线建设的。分别后直到1967年7月某天在北京师范大学批斗会上见了一面，但连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后来当得知亲人的骨灰盒回到了大西南，她才于悲哀与思念中得到一点宽慰。
　　彭钢立即向筹备追悼会的负责人反映了彭元帅骨灰在成都的线索。这位负责人起初半信半疑，但还是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军委指示：彭德怀的追悼会决不能推迟,赶紧与四川联系,尽快找到彭德怀的骨灰。

　　彭德怀的骨灰为什么要放到成都呢？“四人帮”控制的有关专案组在一份报告上留有如下文字：“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王川”这个化名，是“四人帮”一伙人决定使用的，意即“亡命四川”。
　　在1974年的特殊政治环境中，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对彭德怀的骨灰处理做过指示：骨灰放成都，要精心保管，时常查看，不准换盒，也不要转移存放地点。
　　1974年冬的一天，两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一下飞机就直奔四川省委大院，神色冷峻地向省委办事组负责人出示了中共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说有要事商谈。
　　三位当时四川省最高负责人，惴惴不安地接待了两位从北京来的使者。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内装彭德怀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成都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需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三位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要绝对保密。”
　　听完“指示”，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沉重地低下了头，好半天都没有说一句话。8年前，彭总在住所被一伙如狼似虎的红卫兵绑架，塞进拥挤不堪的火车去了北京，一去8年没有消息。想不到他再回成都时，已成了装在盒子里的一堆骨灰……当三人从悲痛中缓过神来后，不得不立即表示：“省委一定遵照中央指示，认真存放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密。”
　　两位军人离开省委大院，回到锦江宾馆西楼1层38号房间，等候省委派人来接收骨灰盒。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商定，由段君毅具体安排，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地转送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省委、省革委办事组组长杜心源。杜心源随即打电话找到办事组副组长张振亚，当时张振亚分管接待、保卫工作。接到存放一位重要领导同志骨灰盒，并要求严格保密的任务后，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宾馆，找到李某等二人。
　　当时，省委正在锦江宾馆开地委书记会议，杜心源与他的秘书陈文书住在宾馆西楼3层北侧41号房间。张振亚便打电话找到省委、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让他找陈文书联系承办一件紧要事宜。杜信火速来到陈文书的房间，陈文书郑重地对他说：“按照杜心源同志的意见，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你去办一下，还要保密，你一人知道就行了。办理过程中，需要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事情办完之后，向杜心源同志汇报。两位军人就住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未说，来到两位军人房间。两位军人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骨灰盒。杜信怔住了：他从未看见过如此骨灰盒。它既不是富丽堂皇的大理石盒，也不是喷漆描金的高级木盒，仅仅是一个用粗糙木板随便钉成的匣子！既无红绸包裹，也无黑纱盖面，更无死者生前照片，上面只贴着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三个字：王川，男。杜信将这个简陋之极的骨灰盒接过手，便离开了锦江宾馆。

　回到省委大院后，杜信开了一张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的介绍信，然后驱车来到东郊成都市殡葬管理所。按照殡葬管理所蒲副主任的指点，杜信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离城7华里的东郊火葬场办公室，找到这里的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当时快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老辛，有一个骨灰盒需要存放在这里，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你知道就行了。第一，要保管好，不要遗失；第二，把它放在普通人的骨灰架上，不要引人注意，没有我，或没有省革委办事组的介绍信，别人不能取走；第三，你们有什么变动望及时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老师傅看了介绍信，听了杜信的嘱托，点头称是，心里早明白了几分：这肯定是哪位重要领导人的骨灰。然而当他从杜信手里接过木匣子时，不禁一下子愣住了：他干了一二十年骨灰保管工作，还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骨灰盒……辛师傅试探着问道：“按规定一般骨灰盒只能存放1年，如有特殊情况，也可续存。你们打算存放多久？”“1年太短了，至少存3年。”杜信答道。
　　随后，杜信在填写骨灰盒寄存单时，可被难住了：除了姓名、性别外，他对“王川”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填啊？毫无办法，他只得硬着头皮提起笔来。“王川，男，籍贯……”既然把骨灰存放在成都，就填上“成都”吧！年龄呢？哦！不能填得太大，填大了会扯上老干部，容易引人注目，惹来麻烦，那就写上“终年32岁”吧。在“委托人姓名”一栏，杜信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紧挨着的“是骨灰的什么人”一栏，杜信略一思考，郑重地填上了“同事”二字。就这样，曾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成了骨灰架上的一个编号———273！
　　骨灰盒放在火葬场，直到1977年10月下旬，辛自权师傅办理退休手续时，仍无人来取。离开时，他再三叮嘱他的“接班人”甘志群：“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骨灰，不要轻易处理。”他还特别强调说，像“王川”这类有谜未解的骨灰，更应特别重视，绝对不能擅动！辛自权退休回家后，每周都要骑自行车去东郊考察“接班人”的工作，去看“王川”的骨灰盒。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王川”骨灰盒的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也悄悄去火葬场看过几次骨灰盒。事隔几年，省里知道彭德怀骨灰下落的领导同志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后调离四川，李大章还于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后来调到四川工作的省委主要领导对此事更是一无所知。
　　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4年。

1978年12月22日。杜信在车上紧抱着彭总的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小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前，特意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裹，然后直奔已任省委书记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见张振亚、杜信等4人在门口下车，连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总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宽大的办公桌上。杜心源领着在场的几位同志站成一排，脱帽，沉痛地说：“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简单的悼念仪式后，杜心源与大家握手说：“你们辛苦了。刚才又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4号楼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参加告别仪式的人，面对那简陋的小木匣子，大家静静默哀，个个流下了心酸的泪水，并围着彭总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他的英灵告别。之后，彭德怀的骨灰由在成都的彭德怀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人护送回京。
　　追悼会后，彭德怀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第一室，与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等长眠在一起。
　　后来，应彭钢等亲属要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在1998年10月24日彭德怀百年诞辰后，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迁移到他的老家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陵园安放，彭德怀元帅终于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