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恋上彭德怀小姨子为何没结婚--人物春秋--中国当代新闻网

其实，在老金的人生中，有缘的女人并不止林徽因一人。在美国留学时，他就很替中国男人争光，和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孩秦丽琳处上了，后来，金岳霖回国时，秦丽琳也随他回到了中国，金岳霖在清华执教时并没有住校，而是在北京城里和秦丽琳搞同居。徐志摩曾描写过金岳霖与秦丽琳初到北京时的窘相。

不过，金岳霖和秦丽琳最终并没有走向中西合璧，据说秦丽琳“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也就是说，两人在一起更像在做一个科学实验，后来实验完成了，两人的关系也就结束了。

另外，在老金晚年，还有一段差点就走上红地毯的经历，对象是彭德怀的小姨子浦熙修。上个世纪50年代末，民盟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学习期间，同组的金岳霖与浦熙修对上了眼，金岳霖经常邀请浦熙修到家里品尝厨师老王的手艺，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眼看就要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了，在那个婚姻与政治如影随形的年代，老金不得不慎重考虑。再加上这个时候浦熙修也身患癌症，很快便卧床不起了，他们才没有走进围城。

“文革”时，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现象实在太多了，身为光棍的金岳霖反而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但金岳霖从来不觉得独身是件好事，他经常鼓励那些单身的弟子们：“谁先结婚，我就给谁奖赏！”有一次，他询问弟子周礼全的婚姻问题，周礼全开玩笑地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金岳霖马上严肃地反驳道：“你应该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出身名门、才貌双全的林徽因无疑是当时许多男人的梦中情人，徐志摩即使跟陆小曼结婚后仍然对她念念不忘，据说徐志摩最后乘坐那架失事的飞机正是为了到北京聆听林徽因的演讲。

不过，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更像是单相思，那些小说和电视剧中的情节很多都是演义的性质。倒是林徽因和金岳霖之间，有过一段实实在在的相知相恋。

说起来，金岳霖认识林徽因还是徐志摩介绍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从美国学成归来后，先是到东北大学任教，后又来到北平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在北平时，梁氏夫妇位于北总布胡同3号的家很快成为知识界精英们聚会的热点场所，几乎每周都有文化沙龙。在好友徐志摩热情的引荐下，同样美国留学出身的金岳霖很快成为梁家的上宾。

在长久的交往中，美女加才女、气质超凡脱俗的林妹妹让老金神魂颠倒，而多才多艺、幽默风趣、天真烂漫且极具绅士风度的金岳霖很快也赢得了林徽因的青睐，二人开始由“意合”进而不知不觉地“情投”起来。

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回忆，有一天梁思成回家后，林徽因哭着对他说：“我苦恼极了，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林徽因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妻子对丈夫说话，倒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讨主意。梁思成听完之后非常苦闷，当晚他彻夜未眠。

第二天，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转告金岳霖，老金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三个人成为了终身的好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成了亲人。1932年，在徐志摩去世后，金岳霖干脆把家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择林而居”，梁氏夫妇住大的前院，老金住小的后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老金说：“一离开梁家，就像丢了魂似的。”

金岳霖这样做并没有让梁思成心里产生芥蒂，他们彼此之间都以一种君子坦荡荡的态度相处，甚至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找金岳霖来做“仲裁”，他们相信教哲学的老金一定比较理性和冷静。

善良幽默的老金的存在，给梁氏夫妇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有一次，老金突发灵感，写了一付对联送给夫妇俩：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上君子”本是贬义，但梁思成是搞古建筑研究与保护的，经常要在屋顶测量，他不仅不以为忤，还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倒是林徽因对赞誉之词并不领情:“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听了，大为佩服，连连鼓掌。

“七七”事变后，金岳霖和梁氏夫妇先后来到了昆明，老金在西南联大任教，梁氏夫妇继续经营他们的中国营造学社，在多数时间内他们仍住在一起。抗战胜利后，老金和梁氏夫妇返回北平，三人在清华大学成了同事。终身不娶的金岳霖（字龙荪）与清华园中另外两个著名的单身汉陈岱孙和叶企孙并称为“清华三荪（孙）”。

在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心中，始终有一份柏拉图式的情感存在，但他们以礼相待，让心中那份情感成为彼此生命中最美好的守望，心有灵犀而不在乎是否拥有。遗憾的是，命运多舛，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为癌症去逝，终年51岁，金岳霖也失去了自己最挚爱的精神伴侣。

老金除了养鸡之外，还喜欢养蟋蟀，早年他养蟋蟀是为了斗蟋蟀，但是晚年他告诉学生自己养蟋蟀是为了听它们的鸣声。可以想象，夜深人静之时，蟋蟀们节奏分明的鸣叫声从老金房屋的一隅发出，为那静寂的屋子增加了几分生气。可惜，蟋蟀永远没有办法像林徽因那样理解金岳霖。

在林徽因的追悼会上，有许多亲朋好友送的挽联，但最令人瞩目的无疑还是出自金岳霖的手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取自林徽因一首诗的题目《你是人间四月天》，四月天是人间最美好的季节，斯人已去，但是她存在的每一寸时光都是金岳霖人生中最美好的季节。

林徽因死后多年，有一天金岳霖突然把一些至交好友请到北京饭店，没讲任何来由，众人纳闷不已，不知道老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酒过三盏之后，金岳霖突然站起来，举杯道：“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闻听此言，在座诸公无不潸然泪下。

1972年，梁思成也在“文革”中去逝。金岳霖晚年与梁氏夫妇的儿子梁从诫、儿媳方晶、孙女梁帆生活在一起，直至去世。梁从诫和方晶一直称老金为“金爸”，梁帆则叫他“金爷爷”，三代人的故事至此终于成了一个传奇。

金岳霖研究学问走上逻辑学的道路，他的初衷无疑是很好的，解决矛盾，追求和谐。问题是世界本来就是由矛盾组成的，就连金岳霖自己身上，也存在着许多令人难解的矛盾。比如说，记忆力超群与极端健忘这对矛盾就在金岳霖身上同时存在着。

因为健忘，老金没少闹笑话。在三十年代，有一天金岳霖打电话给自己的老朋友陶孟和，陶家的佣人问：“您哪位﹖”老金竟然忘了自己是谁，只好一个劲地说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惜那位敬业的佣人不肯，两人在电话里僵持着。老金没有办法，只好向给旁边自己拉车的车夫请教。车夫说我也不知道，老金问：“你没有听见别人说过吗？”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这才提醒了金岳霖。

然而，据很多朋友的可靠回忆，金岳霖其实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金岳霖从小就爱读书，有时晚上做梦也背四书，他的姐姐出于好奇，在他梦中背书的时候拿了书去对，发现竟然一字不差。昆明大观楼有一付长达180字的长联，金岳霖看了一遍马上就可以背诵。

后来有一次金岳霖跟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问刚从昆明回来的谢富治长联是否还在，谢说在，回头我跟您抄来。毛泽东说不必了，我会背诵。这个时候一边的金岳霖也应声说我也会背，说完他也不等主席发话，径自把180字的长联背了出来，背完之后还得意的哈哈大笑。（老实说，老金的做法很危险，你竟然当众抢了领导的风头，这岂不是为自己埋下杀身之祸？当然，毛泽东不一定这样想，况且他知道老金是个毫无心机的人，但并不是每个领导都有这样的大度。）

如此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或许我们只能这样解释，金岳霖在学术上是大师，大师总是博闻强识的，而他在生活上是小孩子，小孩子总是健忘的。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在其他大师身上也可以找到。

对于熟识金岳霖的很多朋友和学生来说，也许最难理解的一点就是，早期的金岳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倡导独立自主，不做官，不入党派，抗战时老金出国访问，当时出国的教授都要填一张参加国民党的表格，但老金坚决抵制，把表格扔进废纸篓中。

就这样一个老金，建国后不仅归顺了马列主义，还高调的参加了共产党。这实在不太像他的风格，有人据此认为他是被新政权洗脑了，比如胡适，也有人认为他是屈服于某种压力。

其实，这样的猜测未免有点亵渎老金。我倒觉得金岳霖的转变是自愿的，老金之所以弃国民党而取共产党，是因为他觉得国民党是为自己服务的，而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天真的老金认为，既然是当官的，就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都住在学校的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南下，委托陈岱孙代理校事。有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手纸没了，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大大咧咧地给代校长陈岱孙写了一张条子求救：“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天真未必都是坏事，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金岳霖虽然也受到冲击和批斗，但是纵观各种回忆文字，不论是过程还是结局，老金都比绝大多数的“臭老九”要好的多。老金的法宝就是他的天真无邪，兹举两例如下：

其一，解放后金岳霖和他的“资产阶级学说”受到了批判和改造。有一次，艾思奇奉命来清华大学讲演，专门批判金岳霖的形式逻辑，批判完形式逻辑之后，艾思奇又讲起了辩证唯物主义。艾思奇讲完后，主持演讲会的金岳霖表示自己完全同意和接受他的批评，但他同时又对艾思奇说：“你刚才骂形式逻辑的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

其二，金岳霖因为患有眼疾，常到协和医院检查眼睛。“文革”开始后，“革命派”不许金岳霖用公车。金岳霖说：“不用公车不是问题，可我怎么去协和医院？”对方答曰：“给你派辆排子车（一种人力双轮木板车，用于运货）吧。”“革命派”本意只不过想揶揄一下金岳霖，没想到老金却欣然从命，乐不可支。每到就诊之日，他准时自携一木制小马扎，端坐于平板三轮车上，任人一路踩过去，且东张西望，不胜惬意……

面对这样的金岳霖，我忍不住想起了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如果说大智若愚、难得糊涂是人生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常人要达到很难，即使达到了也未必那么快乐，因为刻意作伪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但对金岳霖来说，他根本无须作伪，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他按照自己的性子顺势而为，挥洒自如，浑然自在，举手抬足间就破解掉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这样的功力，天下几人可以达到？如果人人都能这样，我们何忧建设不成和谐社会？

遗憾的是，归顺了马列主义的金岳霖学术上未能再进一步。如果从老金1925年归国算起，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到1984年他去世为止，他的学术生命可以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但是，正如金岳霖的弟子王浩所说，金岳霖的学术贡献都是在解放前，1949年之后他的学术生命实际上已经死掉了。逻辑学大师的金岳霖终究还是解决不了自身和社会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