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已经成为衡量我们国家建设普遍“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准，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对象。我是一个刚毕业才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我的老家在农村，我从小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农村长大，我的父母都是中国普普通通的农民，所以农民的酸甜苦辣都牵挂着我的心，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特别是由于我去年毕业没有及时找到工作，在老家待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通过我近距离的对农村进行观察，我的心中有了一些想法，说出来让大家参考。

    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干部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将永远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对农村干部的监督问题、农村干部的素质问题，重点是监督问题。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越是贫困的地区，这里发生的贪污事件就越多，干群关系往往比较紧张，为什么？问题就出在当地干部身上，出在缺乏监督上。记得在80年代时，江苏有“苏南”模式和苏北的“耿车”模式，为什么到后来“苏南”模式成功了，而“耿车”模式失败了，固然有苏北地区人口素质没有苏南高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主要是当地干部的问题，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村有村民办了一个腐竹厂，机器都安装好了，可是还没到生产就解散了，为什么，各级政府今天来参观，明天来查证，后天来考察，吃饭就不说了，这礼钱能不送吗？要不然他们来干啥？！我记得当时旁边有一个乡有个台湾老板来投资，主要是看重当地的农业资源，据说这个老板屁股还没坐热，就有五六个政府部门来找他，干什么？无非是吃饭、拿钱，还能干什么？吓得这个老板马上就走了，这就是“耿车”模式为什么失败的原因。

    提起在当今中国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温州人，在当时他们的人口素质好像并不比苏北人高，为什么他们能在没有国家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富裕起来，除了温州人敢打敢拼外，当地的政府作为是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华西村能在苏南地区脱颖而出，主要是他们有一个好书记吴仁宝，为什么宿迁地区近几年发展速度能名列前茅，主要是有一个敢做敢为的仇和。

    可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农村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农村的渣子，因为在农村里稍微有一点能力的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来的是一群好吃懒做、在农村称王称霸的渣子，我自小在农村生活了十几年，我是深有体会，首先我们村的主任以前就是一个地痞。这样的干部能带领农民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提起新农村建设，我倒想起上半年我们那干部的“杰作”，他们要求大路边的树和房屋刷成统一的颜色，外面不能有草垛，为此农民不得不把草垛移到院子里，这样做是因为上级政府要到我们那检查！请问瓦房经过粉刷能变成楼房吗？木树经过粉刷能变成金树吗？外面没有草垛农村就变得干净整洁吗？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当地的发展水平，少做扰民的事，不能将苏南与苏北一刀切。我听说附近里仁乡政府为了这次“检查”所作的花费特意从银行贷了十万元，姑且不论这十万元有没有用完，没用完的钱到哪了，单论这笔钱以后谁还？还不是老百姓，还不要通过乱收费还这笔钱。这乱收费他们能仅仅乱收十万元吗？我相信只要有良知的人都会想到不止。

    所以我建议今后向农民收取或发放钱物时，不要经过乡村干部之手，而是像电力部门向农民收电费那样，让每个农民家庭在政府指定部门办一张卡或证，收取或发放钱物时，由农民本人拿着卡或证到政府指定部门交纳或领取，这样就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而且操作起来也很容易，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以上这些问题我想全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都会存在，特别是贫困地区更严重，所以要发展贫困地区经济，首先要整顿一下当地政府。我建议我们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应该多到农村去看看，通过农村的亲戚或朋友了解一下农村的实际情况，然后再发表你们的“长篇大论”也不迟。

    怎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我们必须将中央关于村民民主选举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位，让村民真正有机会去监督他们的政府，因为只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农村选干部并不是看能力的高低，而是看后台的大小、金钱的多少，是否有能力将乱收费的钱收上来。因为农村干部都是乡镇政府指派的，农民根本就没有选干部的任何机会，尽管他们有法律赋予的这个权力，这就要求我们的中央政府和省部级政府必须强力在全国农村地区推行这项政策，让农民真正的能够选举村政府和乡镇人大、政协代表。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我认为在选举前必须将每个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复印到纸上发放给每个农民家庭，让每个农民了解每一个候选人，这一点可以由每个候选人来做。关于确定候选人，我想只要有30%的农民联署推选他为候选人，只要他能拿出这个证据，上级政府就应确定他为候选人。在选举现场，必须有市（省）、县、乡三级政府代表监督选举，还要有公证人，同时将选举过程录制下来，如果怕耽误农民时间，我们可以租一辆选举车开到每个农民家前，方便农民投票，上级监督代表必须全程跟车，选举车的线路必须全程录制，以便事后监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竞选纲领复印费、录制费和租选举车费，但我想对于全国每年几千亿的公款吃喝，可以说是九牛还不到一毛，根本不成问题。计票时每一个候选人必须到计票现场，或者派各自代表到现场，以便互相监督计票过程，在得到上级监督代表的集体确认后，得票最多者当选。我说的村民选举对象必须包括村支书，因为在中国政治现实下，村支书已不光是党的支书，更是全体村民的支书，村支书也不一定非得要从现任党员中选取，因为某些人可以利用特权阻止某个受村民拥戴的人成为党员，进而选不出村民希望的政府，我认为只要非党员的人当选村支书，上级党组织就应为该人补办入党手续，让其自动成为党员，我相信只要受群众拥戴的人肯定比某些现任党员更有资格当选党员，这样才能将所有优秀的人吸收为党员，让党组织更具先进性。

    我认为在当前村支书领导体制下，村长或村主任没有必要再设置，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反而增加农民负担，其他村干部由当选的村支书选择任命。对乡人大和政协代表的选举也应该类似，根据各村人口确定每个村的代表名额，想参选代表的人必须得到30%村民联署支持，同时每个候选代表的参选纲领必须发放到每个农民家庭，采取以上同样的方法，按得票数前几名来确定当选代表。如果村支书、村干部和代表当选后工作不称职，只要有30%~50%村民联署要求罢免，上级政府应立即解除当事人职务，该法办的法办，村支书应立即重新选举，代表由候选代表递补。乡镇党书记也应该实现由全乡镇村民直接选举，只要得到30%乡人大和政协代表联署支持，或者得到全乡镇50%的村支书联署支持，就应该成为候选人，采取同上类似的方法，由全乡镇村民投票选举，得票数最多者当选，得票数第二者当选为副书记，书记没有权力解除副书记职务，以利于互相监督，我想强调的是每个候选人竞选纲领必须发放到每个农民家庭，整个选举过程必须全程录制，以利事后监督。乡长就没有必要再设置了，由乡镇书记兼任，以减轻农民负担，其他成员由乡镇书记直接任命，如果工作不称职，只要有50%代表联署或30%农民联署要求罢免，就应解职，由副书记升任，如副书记再不称职，就用类似方法重新选举。我认为应该只设置一个副书记，主要起递补作用，其它分工由书记任命一个专员就够了，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有数不清的副书记、副乡长，极大增加农民负担。总之一点，我们必须加强人大和政协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给人大和政协扩权，让书记直接对当地人大和政协负责，上级只起确认作用，同时解决人大和政协代表真正代表人民的问题。

    我们必须实现以上目标，让最广大的农民过上好日子，如果反之，中华民族的崛起就只能永远是一句空话。我们应少喊口号，多做些对民有利的事情。我在这里强调一点我并不是在鼓吹西方式的民主，我倒认为普选和游行示威并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最重要的是一种机制，从这一点讲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陷入了西方的民主圈套，包括台湾。事实上西方民主明显是富人民主，但西方民主有可取的一面，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应该“汲取全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做到为我所有，为我所用。看待西方民主应该一分为二，不能一提到西方民主就强调其缺点，西方民主也有合理的地方，更不能一提到民主就只想到西方民主，我们应有我们自己的民主标准，并为之奋斗。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有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让我们的祖国安全的渡过这一重要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沉着冷静地面对问题，而不是视而不见甚至回避问题，因为问题并不因为你回避它就不存在了或者解决了，相反问题可能因为得不到及时解决而会越积越大，进而会影响到全局，这样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矛盾（问题），做到发现一个、研究一个、解决一个，这样我们才能健康的成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一下对待问题的态度，我们既要看到成绩，更要面对问题，我们的媒体不要整天大唱赞歌，而要多提些问题，让世人关注它、讨论它、解决它，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美好。

    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最大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祖国强大起来，要不然老百姓省吃俭用培养我们干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我们的自身价值。我是硕士毕业，我觉得我应该算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才有责任和勇气完成本文。由于本人文学修养有限，本文在结构上不是很连贯，但我觉得能说明问题就行了。

（作者：dgc04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