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红楼梦》研究

         ● 杨若文

笔者曾在《西部学刊》2022第3月上半月刊的《从“情”的层面对〈红楼梦〉原著与87版电视剧的对照评析》（简称《评析》）一文中，对“原80回”中“情”的类别、“情”的表达和“续40回”中“情”的体现进行了梳理，并在认定“87版电视连续剧从‘情’上切入是抓住了《红楼梦》的灵魂”的前提下，对原著与87版电视连续剧进行了“优于何处、劣又何在”的对照评析。本文是在《评析》的基础上（包括沿用《评析》中分类了的“情感”与“感情”两个概念），对红学研究中的三大缺陷提出商榷性意见。

一、《红楼梦》研究中，对“情”应该怎么把握？

曹雪芹通过空空道人响响地道出《红楼梦》“大旨谈情”，曾用的书名《情僧录》中含的正是“情”。他去世后被改为现名的《红楼梦》，突出的也是红楼佳人之“情”。脂砚斋多次评点中强调了“情”，认定了《红楼梦》是“因情得文”的“表情文字”，并将其区分为“儿女之情”即爱情、“世情”即人情冷暖的感情。可见，书中的“情”在作者自己以及当时最活跃的评论者心目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红楼梦》中，“情”不仅浓浓，且是复杂多样，笔者在《评析》一文已有详述，不再赘言。要说的是，情，是个人性格的重要组成。一者，性格亦曰“性情”，本身就是“个性”与“情”结合的产物；二者，左右人行为的，除了理，“情”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人品修养中，勇敢与怯懦、善良与暴戾、谦虚与傲慢、包容与排斥等等，无一不与“情”密切相关。对于《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不抓住“情”，其性格的分析难免表面化、空泛化，主题的表达也不易于向深层次开掘。《评析》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贾府“爱情观的颠倒、爱情环境的恶劣，尤其主子之间亲情的病态、友情的疏离”与下层奴仆情感、感情的洁美相比，更加显出了上层主子“情”的污劣。笔者并不认定学者们在《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与主题划定中对“情”的基本丢失，有些学者如李传龙先生几度对“情”予以充分肯定，涛每、薛瑞生少数几位先生对“情”也予以较多关注，但在《红楼梦》研究的大盘中，对这部巨著大旨所谈的“情”，被边缘化了，理解上也只限于爱情、感情，相对单一。还有，常用的“情感”“感情”，二词是异还是同，好像也无人去分辨。

“情”的被边缘化，意味着什么？答曰：无异于丢掉《红楼梦》研究的灵魂。要知，文学作品是由“知”“情”“理”融合而成的，《评析》的头一句就是“文学作品能动人者，‘情’也。”作品是生活有血有肉的反映，其“有血有肉”，是由“情”充而盈之的。如果文学沦为单纯的告“知”而将“情”排斥在外，也就成了干瘪的文字推砌，灵魂必当失之无影了。既然“知”离不开“情”，那么“理”与“情”又怎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情之动是前提，理之晓为后果。作品中的“理”，如果没有“情”的参与，说服力将会打个大大折扣。请问，“知”“情”“理”相融合中的“情”被置于边缘，《红楼梦》研究岂不掉魂？

研究界对宝黛爱情的看待，也出现偏差。笔者认为，宝黛的爱情，不只情浓意真、缠绵无尽，而且有着诸多小说中罕见的宏阔飒爽与始终如一：从青埂峰到灵河畔的“天恋”，到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神恋”，到大观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人恋”，无论虚恋还是实恋、暗恋还是明恋，男女知己间的甜蜜互享、心心相印，能不让人心动魂动？笔者的《评析》对二人爱情之甜蜜已有论述，尽管无婚姻的爱情不完整，但在“容得偷情却容不得爱情”的恶劣环境中，能到这一步也就够了，不应对二人的爱情以“悲”论之。《洛神赋》中的曹植与洛神之间也是无婚姻的挚爱，就没有听说有谁认定他们是爱情悲剧，这就是个参照！相反，有婚姻而无爱情，即使同床共枕，也应认定为爱情悲剧，薛蟠与夏金桂、孙绍祖与贾迎春就是如此。除了袭人嫁蒋未带“悲”字，整本《红楼梦》全是婚姻悲剧，就不能以此将好几对的浓浓爱情统统归之于“悲”的。“红学”界不少人之所以认定宝、黛爱情为“悲”，是否错以婚姻成败为标准？专著与评论中还出现了“爱情婚姻”二词并肩，究竟是分清了爱情与婚姻的泾与渭，还是仍然混为一溪？笔者猜疑：错以婚姻成败为标准来捆绑爱情，是否“情”在“红学”专家头脑中被边缘化的体现？可以说，“情”在研究中被边缘化，是丢掉了西瓜。

那么，对“情”应该怎么把握？

二、对“续40回”的续作人的严苛、贬损，甚至抡起学术界不该用的那种大棒，是否值得反思？

“续40回”的推出不能排除“高鹗”（学者们否定了高鹗为续作者，笔者无异议。但因拙文中所引用的资料，不少涉及高鹗，为了叙述方便，暂用加引号的“高鹗”代替续作者）对“原80回”的关爱以及对这一巨著身残的惋惜等情感驱使。而 “红学”的研究也是源于对此书的痴爱，其中不少研究者还融入了厌高爱曹的感情倾向，这些全都与“情”密切相关，因而此题也被纳入本文论证范围。

（一）续作的难度，比起创作要大很多

创作是思维放飞的产物，续作不然，要按原作者的框框依葫芦画瓢。葫芦一眼就能看准，而续作还有对原著理解上的不到位乃至偏解，是个捆起手脚的弄棒。环视古今中外，笔者只晓得美国亚历山德拉在别人的《乱世佳人》后成功地推出了续集《斯佳丽》。在我国，因其作者“出师未捷身先死”而留下那么多“烂尾工程”中，仅褚少孙补过《史记》散失的几篇，班昭、马续接手去世的班固完成了《前汉书》，文学界唯有苏轼干过这个买卖，他记忆中的孟昶《洞仙歌》仅有开头三句，将其续为一首整词。《西游记》续作虽有好几部，皆因货色欠佳而销声匿迹。悠悠历史、大千世界，能拿出像样的，也只区区这么几人，况且我国上述续作仅仅局限于书中的个别篇章。这从另一角度证明，续作确是不易。

（二）《红楼梦》的续作，又难一层

曹雪芹是万人难及的高手，没有硬棱棱的金刚钻难揽他的瓷器活儿。再说，《红楼梦》已厚厚的六七十万字堆在那儿，主题、结构、人物、写作手法等都已定型，续者自由处理的空间狭窄、有限，要走出独特的精彩，难比上天。况且，“高鹗”将要啃掉的，可能是几十回、长达几十多万字，这就在本来的难上又加了一层。当时及后来的续书有《红楼补》《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圆梦》数十种，昙花未现就已枯萎，《红楼梦》续作的成功率如此之低，其难度还用明言吗？

（三）“高鹗”确实可赞

其一，他的最大贡献是将《红楼梦》缝补为完整的作品而广传于世，内容设置仍在曹公原有“情”的层面而没有脱缰远去。笔者冠以“最大贡献”，缘于“高鹗”给了这部残书一个完整。要知，《红楼梦》的残缺，远不像前文提到的《史记》《汉书》仅缺小枝小节，而是胳膊腿的不全甚至腑脏的缺一缺二。《史记》《汉书》即使不补仍然是《史记》《汉书》，而《红楼梦》则成了“烂尾工程”，能不能流传也只有老天晓得。有人会说，“原80回”曹雪芹在世时不就流传开了？但要弄清，那时人们的传抄，是在此书将会完整面世的认知下而为的，若能料到将是缺那么一大块子的严重“残疾”，会有人疯抄吗？未必！事实上，那么多续作被淘汰，唯有“高鹗”续作经历住了大浪淘沙而蕾俏枝头。百十年来，包括现代人的补作，没有哪个能够替换，“高鹗”功劳确是不小。

其二，当初面对这么个烫手山芋，“高鹗”接手了。或许他还有别的目的，但至少反映出他对这部巨著“有头无尾”的同情惋惜以及对其完成的勇于担当。他不会不晓得这一硬骨的难啃，但他没有退缩，是个好汉子。谁若不服，不妨试试，给《红楼梦》续个更漂亮的与“高鹗”比个上下，可乎？“高鹗”对残缺《红楼梦》同情惋惜的情怀、责任担当的精神、敢于硬啃的胆识、拿下40回30万字的苦功，有几人能比？笔者要朗声说说，“续40回”尽管存在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它是个成功，“高鹗”不该赞吗？不赞，您的情感过得去吗？

（四）“红学”界对“高鹗”的贬低与诋毁，很是不该

应该承认，曹雪芹比“高鹗”高明，“原80回”优于“续40回”，其差距尚是不小，这几乎是学者们的共识，笔者也很认同。但坦直而言，“红学”界确实存在扬曹贬“高”、抬高“原80回”、矮化甚至苛责“续40回”的现象，有的贬者语言还带棱带角，笔者同意有识之士所认定的“这是一种偏见”。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将续书也看成创作。续书者是在不伤害原著前提下有着自由发挥的权利，应该予以认可。借用两例：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对原赋内容略有变动，王维的《桃源行》也没有完全依照陶渊明原意，后人认定此二例同样也是创作，对其与原作的比较是依据水平而言的。同一道理，对续作衡量应以创作水平是高是低说话，不应像一些学者一味地以是否符合曹雪芹原意苛求，如同千百年来无人苛求《洛神赋图》与《桃源行》一样。因为曹雪芹再伟大也不是不能超越的。评论家往往站在评论者角度这本无错，没有同时站在创作人角度用换位思考来发声，“情”的关怀也就缺失了。另一种是超出苛求而在诋毁了。“红学”界影响不小的周汝昌老先生竟“把‘高鹗’的文化活动‘上纲’为政治问题”，甚至要“把他的罪状向普天下读者控诉”。笔者将周汝昌老先生的观点亮出来，不是想向这位老前辈讨什么说法，而是就此现象想做个分析。因为这不再是简单的苛求，猜测是老先生的情感反应。笔者曾因扬曹贬“高”的氛围，一度对曹雪芹崇拜而对“高鹗”反感且在情感轴线上分别接近极的两端，以至于“原80回”拜读好几遍而“续40回”一目十行草草而过、知其大概再也不愿目触。如果当时动笔来上一篇，必定是大骂“高”而大赞曹的病态体现。何以如此？好、恶之情在作祟！“情”层面的喜好和厌恶可以左右人们的行为，且是很难一下子用理智来控制与扭转的。而那位要控诉“高鹗”之“罪状”的周汝昌老先生，用“诋毁”二字来表述他对“高鹗”的态度也显得分量不够很难到位，他是抡着学术界不该用的那种大棒，要置“高鹗”与“续40回”于死地的。人们大凡在喜好与厌烦中陷得很深，就演化为心态上的固化而处于情感反应的泥淖很难拔出脚来，出现一种“不爱死谁、不恨死谁”就吃不下、睡不着的身不由己。笔者不敢贸然说周汝昌老先生在情感健康上有了什么，但不能不做这一方面的推测。庆幸的是，诋毁者仅仅是极少数。笔者憋在内心不吐不快的是，对于有功之人“高鹗”，学者们非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贬低者不乏其人且贬得很低，而理解续作之难者罕矣，对续作人很是不公。是否“情”有点薄、心有点冷？

对此，该不该反思？

三、“反封建社会”“叛逆性”是否为伪命题？

（一）“反封建社会”“叛逆性”乃是“红学”的热门话题，笔者对其发出了质疑

因“红学”界常用的相关概念显得模糊，先得廓清一下。什么是“反”（含批）？什么是“叛”？笔者愚见，是指行为上的公开对抗或理念上的背道而驰，含有主观故意与明确指向两个要件，这可与那些越出“社会不许”的“违”与“犯”区分开来。笔者不赞同“封建社会”这一不怎么科学的概念，本文暂且用之。

1．“反封建社会”（含“反封建制度”，下同）观点缺乏支撑。其实这一问题与“叛逆性”密不可分，为了叙述方便暂分之。首先，曹雪芹处于封建社会还未达到根本变更的常态阶段，尽管这一社会形态内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但都发轫于对社会不公所导致的各类丑恶的愤恨，或是对贪财欺诈的劣吏污官张三李四的不满，宋江与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能说明问题。不少“起义”队伍还打出拥戴当时王朝的旗号，一旦自己成了气候，也是称帝称王，弄把龙椅坐坐。连这些揭竿而起者都没有反抗封建王朝甚至还在维护，未曾站在风口浪尖的文弱书生岂能起而反之？其次，曹公眼中的千年历史，全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王朝更替，每个王朝行进足迹大同小异：建立后的兴盛、衰败后的灭亡。他的脑袋里，历史一直如此，也天经地义。他对身后历史的推测，超不出《好了歌》与其注所限定的王朝循环，没有条件看到封建社会在后来的寿终正寝，也无法产生反掉封建社会再用什么新的社会形态取代的理念。将矛头对准“天经地义”，不必要也白费力，谁会异想天开般地犯疯犯傻！他对自己生于“康乾盛世”而非倒霉的衰败末世，应该是庆幸的，担心的恰恰是它走向衰亡，尤其反感贾雨村之类的贪官恶吏将王朝推向深渊，还萌生出“除一除弊”和“补一补天”的念想。《红楼梦》文本没有任何迹象能反映出他向“封建社会”叫板的主观故意与明确指向，甚至还有维护的意愿。估计曹公因家庭的重大变故，对作俑者在内心难免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不一定但也有可能影响到笔端，却绝不会导致他与“封建社会”公开对阵，这就颠覆了曹公与《红楼梦》反或批“封建社会”一说。

2.贾宝玉“叛逆性”的观点也站不住脚。要说清这一问题，还得搞清“封建社会”国家机器具体都有什么？因为，百姓顺从、护卫或者不满、反叛，针对的都是具体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封建社会”这一空洞概念。国家机器大体是皇帝所代表的社稷（即书中的“国”）、维护社稷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法规制度以及相应思想文化的统一体。如果在行为上或理念上将矛头故意指向其中的无论哪一体系，都可认定为反、为逆。贾宝玉对此有何表现？其一，他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之类的话说了不止一次，对于维护“君父”“国”（即社稷）从不避讳，所反感的书籍也要独独地将“四书”除外，进一步还主张“阐发圣贤之奥”。清楚了吧，他对皇帝、社稷、思想体系，是在拥护。那么，他对法规制度是何态度？在《红楼梦》中牵扯到的仅仅科举、婚姻。婚姻后面再谈，面对科举，贾宝玉平常确实痛骂“仕途经济”，并弃而不择，还给热衷者冠上“国贼禄蠹”之名。他的丢弃，厌恶，痛骂，都是事实，但不等于“叛逆”。曹公的文化祖师杜甫，一边痛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边谋求官儿当当，对导致贫富差别如此大的唐王朝也想效效忠。没有人将杜甫的诸多连批带骂的诗句看成反唐，因其是对富豪的愤恨、对穷人的同情而已，曹公笔下的贾宝玉也处于相似水准，即在“情”的爱恨层面，而非政治层面的反叛。何况，贾宝玉对科举的丢弃，连法规上的“越轨”都算不上，跟反与批，更沾不上边。唯一剩下的还有官僚体系，再看看他又如何对待？提到“文死谏，武死战”，贾宝玉仅仅对那些只顾自身名节的“忠臣”嗤之一鼻，属于蔑视、不满。实际生活中他曾会过面的官员仅仅贾雨村、北静王两个，他对前者格外厌烦，而对后者崇敬有加，区别对待，没有一味地去反。尽管贾宝玉平日言语上对某些贪官有所不满，却未发现他对整体的官僚队伍皱过眉头！以上可见，贾宝玉对封建社会国家机器，总体态度还是不错的，可算“良民”一员。其二，学者们拿出最过硬的“叛逆”依据，是与婚姻制度紧紧相连的宝、黛爱情。二人确是放开了一些，有人就跟“反封建礼教”挂钩，并上升到“反封建社会”，观点如同空中楼阁缺乏支撑。早于“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几百年的《诗经》中，那么多男女相恋甚至一如《静女》中的爱情浪漫，又该跟反什么挂钩？实际上，宝、黛爱情一直是“地下状态”，低于《诗经》中那些男男女女，而且双方依赖的恰是传统观念代表人物之一的贾母。尽管二人在爱情上越出了传统观念的红线，上纲上线一下最多可算软绵绵对立，而非对抗。笔者认为，被学者当作宝玉“叛逆”的诸多依据，其实是他对社会上的丑恶、对等级观念下的不平等、不公正、不自由包括爱情受到束缚的不满，是些情感反应层面上的牢骚，不属于有意地瞄着“封建社会”放枪，也没有理念上的有意挑战，在“叛逆”性上远不及格。

清朝高层是最容不得“反封建社会”的，但有的竟然格外喜爱《红楼梦》，怡亲王弘晓还私藏抄本，和珅竟敢进呈乾隆，这位皇帝看后还感慨连连。书中如有一丁点儿“反”的火药味儿，能逃得过这位“文字狱”高手的大清天子火眼金睛？这从另一角度，为笔者观点提供了佐证。连大清君臣都无感觉，何必将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往“反”与“叛”上生拉硬扯！奇怪的是，本不成立的“反封建社会”“叛逆性”观点，竟如怪鸟似的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盘踞《红楼梦》研究之鹊巢七十年之久仍稳如泰山，不能不说《红楼梦》研究在这一点上相比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退了不少。

（二）“红学”界对《红楼梦》结构的探讨中，有着与主题表达关系密切的一主一副两条线之说，笔者也有，但内质不同：

1.主的一条泛指公正、自在、等级不分的小王国大观园里少女群的悲喜人生，展现着她们才华情趣的花红柳绿，叙说着她们随着这一小王国在等级森严、社会不公的大环境下枝凋叶落、一步一步走向“薄情司”深渊的前前后后。包括宝、黛爱情，但不限于宝、黛爱情。这一主线细化为：

其一，酿造了“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的氛围。以“十二钗”为主轴的少女群光彩照人、才华出众，况且不乏管理行家、理财高手、革新巾帼。为此，原著进行了里外两层比照，里层的贾宝玉试才题额远超众男，但在大观园少女面前屡屡垫底。外层比照，贾府一批“浊男”的荒淫、贪婪、无耻、无能，在“水做的”女子“清净洁白”面前“浊臭逼人”。两层比照，更显出大观园“之内”才女的天之高、“之外”浊男的地之洼。

其二，少女群是大观园的主宰，她们曾在这一幸福港湾度过了人生最鲜亮的一刻：徜徉在公平、自在、不分等级、不受欺凌中，显才展智，各斗芬芳，扬眉吐气，心悦身爽。曹雪芹这一理想小王国的勾勒，正是狄仁杰、包公、海瑞为代表的民间主流意识的体现。不过，曹公高明一些，还有摆脱束缚、追求自由的期盼。龄官对“牢坑”的不满以及放鸟儿出笼子的请求，就是写照。曹公还营造了一个自由放飞的具体场面：“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乐”，这才有了史湘云醉卧的随意，怡红院开夜宴的尽情。就在这一小王国，爱情是自我放开的，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多对情侣，而宝、黛达到了心心相印、情投意合，二人的爱情一波推着一波，缠绵、曲折，是大观园最闪亮、最多彩的景观。

2.副的一条，勾勒的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贾府，一代不如一代且是不断地“自杀自灭”，又因内部的不端引来抄家式的“外部杀进”终而坍塌。这一条线虽副，却是主线存在的依托与倒霉的根基。贾府坍塌后，大观园的少女群成为覆巢下的破卵，开始与寂、苦、悲、惨相伴。除探春远嫁、巧姐遇恩人、袭人嫁蒋，其他的或死于非命，或苦守青灯，或流离失所，或不知所终，宝、黛爱情被掐、婚姻被阻导致黛玉身亡。这一系列所携带的爱恨交加、衔憾衔悲，激发过多少人的感叹！大观园既是少女群那一段辉煌的暖窝，也是她们奔向“薄情司”的冰途。社会悲剧加上女性悲剧，构成了她们人生悲剧。对此，曹公情感复杂，既有对勾心斗角、荒淫无耻、盘剥枉法、穷奢极侈引发贾府坍塌的不满，抒发了怒其不争的愤情；也有对社会等级的不公、不平导致底层女子命运悲惨的伤叹，抒发了哀其不幸的惜情。这里，全是作者“愤”与“惜”的倾注，即他的“情”在写作过程中的融入，没有任何迹象能与“反封建制度”“叛逆性”搭上关系。曹公是洒下“一把辛酸泪”的，如果主题是“反封建制度”，他会生愤甚至拍桌子骂娘，伴之的应是痛恨而非“辛酸”，更不会悲而下泪，这也折射出“反封建社会”连同“叛逆性”的命题之伪。

（三）既然“反封建社会”“叛逆性”站不住脚，主题该怎么圈定？

1.贾府的兴衰、贾宝玉的境遇，均应排除在主题范围之外。太虚幻境提领了全书的内容，而与大观园少女群所对应的“薄情司”又居其中心，作者在明示：《红楼梦》的中心内容是大观园少女群的酸甜苦辣而非别的。贾府，不过是前文所述的副线蔓上的瓜，仅仅是大观园女子群的背景。这样，“红学”界的“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社会衰亡史”主题说，就成了无根浮萍。拙文将主人公贾宝玉也排除在外，估计很难为学者们接受，不能不细说一下。

首先，其主人公角色跟主导地位是脱节的。他乃是“薄情司”的“外来客”，也不在大观园少女群的性别圈儿之内。贾宝玉处处受着女子的左右、监控，甚至晴雯、司棋二人被赶，金钏因他而死，他连一声都不敢吭，他知道吭了也白吭。在与钗、黛爱情关系中，主动权也不在他手里。他对少女们尊重、关爱，是她们的服务人，曾以“瞒赃”、主动担责等方式成为她们的保护者，远非少女群的“主帅”，而是大观园中地地道道的配角。

其次，与其他小说主人公不同，这位主人公在很多场合只是敲锣开场，并非主演。砸玉、生病、外出未归，等等，由他导火而忙乱的是别人；撕扇、发烧、补裘，三次全因他引起而由晴雯主唱。尤其“魇魔法”、挨打等情节，宝玉全都昏迷卧床，被刻画的机会转移给了他人：“魇魔法”刻画的是马道婆和赵姨娘，挨打时刻画的是贾政、贾环、贾母、王夫人。他到梨香院去，刻画的是龄官；在天齐庙开妒妇方，刻画的是王一贴；甚至和茗烟多次外出，刻画重点也不在他身上，这位主人公就这样被多次挤在艺术表达的边缘。

最后，宝玉在不少场合只是作者的符号：主要用来搭建结构，推动情节发展。他本是赤瑕宫中神瑛侍者“下世为人”，由此引发了为“还泪”的绛珠仙草也“同去走一遭”，“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都要下凡，”这是全局性的搭建。梦游太虚幻境让众钗亮相，是局部性的搭建。宝玉对情节的推动也不少见，他的一次调笑、一句话，分别引进了金钏、尤三姐相关情节，他的回帖牵涉了邢岫烟与妙玉的关系，其他如他一会儿不见人影、半夜要茶，等等，情节都由他拉动而他却置身情节之外。看来，作者明确亮出贾宝玉前身作为一块石头，充当着记载“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的平台，并非闲笔。可见，这位主人公是书中故事的记录者与见证人。宝玉的符号功能，在黛、钗、凤主要人物身上很少觅到。显然，贾宝玉应是被排除在主题范围之外的，这也佐证了“新红学派的‘自序传说’”的主题更难站得住脚。

2.被置于中心地位的大观园女子群的原型，指的是曹家的多位红颜与女姻亲。依据是：其一，曹公在取名“悼红轩”书斋里所悼的红颜有好几位，她们深锁闺阁却能被堂堂须眉曹公“亲睹亲闻”，只能是曹家多位女子与女姻亲。其二，曹公自己说，“披阅十载”写的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的《石头记》，亦即《红楼梦》，为的是以“隐去”被悼的红颜“真事”的方式“使闺阁昭传”。这也被证实：一是年龄相配，大观园为少女，曹家的乃红颜；二是能力性格相近，大观园女子才华出众、能力超群，恰好与“历历有人”“皆出我之上”的曹家与姻亲中的“异样女子”对上号；三是人生境遇相似，曹家多位女子与女姻亲，同大观园少女群一样，都因衣食无忧的往昔而在抄家后陷入“薄情”的厄运。

3.作者的情感反应，也有助于笔者观点。文学从来都是有感而发。“感”乃客观刺激，“发”就是作家情感反应后的提笔。因“有吏夜捉人”才诞生了《石壕吏》，因“青衫湿”才有《琵琶行》。同样，《红楼梦》是曹公受到悲与痛的强刺激而为的。前文提到的“辛酸泪”可能缘于三种情况：遭遇厄运的女子与曹公至亲至密，或是有人惨死得不堪一睹，或是才貌超群而被狂风吹落太过可惜。缘于曹公眼巴巴的“亲睹亲闻”让他自己心碎，有可能导致他白日心疼肺憋、夜晚恶梦连连，实在无法承受，不写出来“悼念”一下于心不忍、于心不甘也情不由己，才有了这位老先生执笔中的“辛酸之泪”直至“泪尽而逝”。显然，曹雪芹是怀着对曹家闺阁女子厄运的悲悯有感而发的，并非出于“反封建社会”的有意而为。对此，笔者有着太深太深的体会：缘于看到当今不少家庭问题多多甚至破裂，又被苏轼家庭的和谐相处、注重家教、支持立业、维护廉洁等方面所打动，情感反应很是强烈才敲起键盘撰写以苏轼家庭为内容的长篇历史小说《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要问笔者有什么崇高理念，没有，只是不写睡不着！这就不难理解，曹公作为全家的经济承担者面对“举家食粥”的困境都无暇顾及，却花用不寻常的“十年辛苦”与“一把辛酸泪”而“情”倾笔下的动力所在。从《红楼梦》中对贾家子弟不给好的描述推测，曹家的被抄是否是“渣榟浊沫”男子惹的祸？虽不敢肯定，但曹公对连带倒霉的“清净洁白”女子的全心同情与悲悯，却是不容置疑的！至此，《红楼梦》主题范围应该在“情”的呈现层面这样圈定：以文学形式追溯处于社会等级最底层的曹家“异样女子”因大厦倾塌而被摧残一尽的悲惨命运，以带血的文字为她们树碑立传，抒发对这群不凡女子“薄情”命运的悲悯之情，伴有对当时等级森严、社会丑恶的鞭挞，以及对友好、欢乐、自在、等级不分的大观园式小王国的美好期盼。

（原载于《西部学刊》2022年4 月上半月刊）

【作者简介】：杨若文，本名杨军，196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前为武警工程大学教授（编审）。曾被聘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省出版物审读中心审读专家组成员。出版著作十多部，其中两部被部分大学选为教材。发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华读书报》以及杂志《今传媒》《西部学刊》等的论文150余篇，内容涉及到文学、语言、历史、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多个学科，其中在古代汉语、报刊现状与报刊批评、古典小说等方面研究的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十多年前提出并论证的新闻情感信息传播，如今已成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热闹话题。还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上下册与《宫灯》，发表过少量散文与短篇小说，现为文学期刊《华文月刊》“华文观察”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