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母亲）

柴火饭里的亲情

○江世龙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孩子多，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两个姐姐和四个哥哥。算上因饥饿去世的大哥，我应该是老七了。母亲告诉我说，一九五八年村里办人民公社大食堂，村民集体开餐，主要男劳力每天挣工分10分，折合人民币两毛钱，但在生产队劳动一整天，只有四两米吃，半劳力领到的就更少了。

那时，国家正处于极度贫困的年代，加上抗美援朝胜利后要偿还苏联的债务，指标层层加码，到农民手里的生活物资所剩无几。村里几乎家家都有因饥饿啃食树皮充饥而浑身浮肿的人。面对因饥荒去世的亲人，甚至连抬上山埋葬的力气都没有。爷爷和我最大的哥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年早逝的。这在我母亲心里留下了长久的痛和深深的遗憾。

还记得我五岁那年，姐姐哥哥们都出门谋生去了，家里只留下父亲母亲照顾着我。那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曾跟着母亲端着一个洋瓷盆，走东家、串西家去借米。有时候借到几碗，有时候借到几斤，有时候没借到米，就只能回家到马路坡山上去挖野菜充饥。日子过得忧心忡忡，真是生活在食不果腹、饥寒交迫的窘境里。

我记忆犹新的是母亲做柴火饭的情景。母亲做饭时，我总喜欢在旁边观察。母亲因为长期没有饭吃，得了水肿病，浑身浮肿，下不了床，穿不了鞋。父亲又出了远门，米桶里只剩下少许米了。做柴火饭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这个只有五六岁大的孩子肩上。我先从石头老屋旁边，用木桶舀了些井水回来。说起这石头屋，是当年父母年轻时，从附近山上用独轮车一块一块把石头推回来，加工后垒成的。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依然坚固如新，冬暖夏凉。我去柴房抱了些干柴，划燃火柴——那时叫“洋火”——柴火腾地烧起来，顿时照得我的小脸蛋红扑扑的。我迅速用木瓢从水桶里舀了几瓢水倒进大铁锅里。因为个头不够高，就搬来凳子，勉强能看到锅里，再盖上木锅盖。等锅里的水气蒸腾、锅盖仿佛眨眼睛了，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仅够充饥的大米放进烧得正旺的锅里。又学着大人的样子，用瓷盆在锅里摇晃几下，将米里面的小石子分离出来……

经过连续不断地添柴加温，不一会儿，圆圆的木锅盖周围冒出了乳白色的泡沫。我几乎使出吃奶的力气，提起又沉又重的木锅盖，泡沫顿时破裂消逝。无数小泡泡在米粒和米汤之间翻滚，像朵朵小小的浪花，又像是在蒸煮满锅大大小小的白色珍珠。我麻利地用铁锅铲铲出半勺米，用小手直接抓几粒送进嘴里细细嚼一下，一股米香沁人心脾。尝一下生米是否煮到了半生半熟，感觉半软了，我就马上用木瓢将米汤漏出，盛入提前准备好的洋瓷盆里。再用铁锅铲把锅底从外到里翻动几遍，将煮得半熟的米饭推成一个小圆柱体，然后用一双竹筷子在米饭上刷刷刷地插出无数个小洞，算是通气孔。迅速盖上锅盖，周围再围上围饭帕，随即开始退火。此时灶里的炭火正旺，慢慢用灶内的温火继续蒸饭。火候的把握就在此刻了——多一分则溢，少一分则亏，要像一个熟练的匠人一样恰到好处，才不至于把饭煮糊。锅巴如果能煮成金黄色，这顿饭才算达到最佳效果，吃起来脆脆的，焦香四溢，弥漫在空气中。

记得我五岁第一次煮柴火饭，就煮出了黑炭似的锅巴。我生怕母亲责怪，可母亲没有半点责备，反而十分欣慰喜悦，说我满崽长大了，会煮饭了，真不错。母亲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显露出的喜悦之情，至今仍在我眼前……

我第一次亲手煮的柴火饭，虽然煮糊了，却是我人生中亲手煮的第一餐饭。五十多年过去了，父母大人也已去了清凉山享福去了。可柴火饭里的亲情，至今难忘。而当年我给父母盛饭，父母一边吃一边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仿佛就刚刚发生在眼前。

 （本稿编辑：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