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不过”了。不过，鲁迅是遭遇过皇帝的。先是身不由己，诞生于清朝光绪七年。生下来就头上顶着皇帝。光绪皇帝和“太上皇”老佛爷同一天驾崩，头上又顶着个三岁小儿的皇帝。好不容易革命了……

　　不知道为什么，凌晨偶尔会醒来，偶尔还会胡思乱想。有一天，脑子里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题目。

“趣 味”

　　忽然想到这题目，不过是想起了鲁迅自己说的一段话：“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后来在北京去看到宫殿的房子都是一个刻板的格式，觉得无聊极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那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不喜欢“臣民”对自己“下跪”，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觉得了无“趣味”，这不就是一种做人的心性吗？

　　鲁迅是讲“趣味”的。这很受了一阵奚落与批判，那结论就是“有闲”，就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鲁迅和常人的确是很不一样的，他说：“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地掷过去，要是他掷来。”而且说到做到。这回，就索性把它用作自己杂文集子的书名，曰《三闲集》。就在这个集子里，有一篇《“醉眼”中的朦胧》，鲁迅预感到一种恐惧：“所怕的只是成仿吾们真像符拉特弥尔?伊力支（谨按——就是现在通称的列宁）一般，居然‘获得大众’（又谨按——就是夺得政权）；那么，他们大约更要飞跃又飞跃，连我也会升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总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鲁迅的预见并不错。幸亏他死得早，如果熬得久，活到“反右”的时候，不是有明示：要么自己闭嘴；要么坐班房吗！据说，民主的第一条，是老百姓免去了恐惧的自由。是耶，非耶？

　　鲁迅之所以这样被“有闲”，根子在他讲“趣味”。鲁迅的“趣味”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

　　“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专制乎？民主乎？激进乎？平和乎？极左乎？极右乎？天知道。

“兽 性”

　　又要“不过”了。不过，鲁迅是遭遇过皇帝的。先是身不由己，诞生于清朝光绪七年。生下来就头上顶着皇帝。光绪皇帝和“太上皇”老佛爷同一天驾崩，头上又顶着个三岁小儿的皇帝。好不容易革命了，又遭遇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称帝失败，还是不行。鲁迅浩然长叹：“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这还不打紧，投身新文学，文学也革命了，可到了“革命文学”了，又遭遇“皇帝”。用鲁迅的话说是这样的：“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鲁迅认为“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式认罪者，是“理想的奴才”。他不干。于是又用来做他杂文集子的书名《二心集》，以示反拨之意。

又要“不过”了。不过，鲁迅是遭遇过皇帝的。先是身不由己，诞生于清朝光绪七年。生下来就头上顶着皇帝。光绪皇帝和“太上皇”老佛爷同一天驾崩，头上又顶着个三岁小儿的皇帝。好不容易革命了……

　　最后，1936年8月，距逝世两个月，可谓“死到临头”时，鲁迅还摆脱不了“皇帝”。他愤怒了，说：“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

　　鲁迅就是这样，顶着皇帝出生，碰上“皇帝”而终。呜呼哀哉。

　　我想，鲁迅不想做皇帝，还在于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尽量洗涤了儿时所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化，尽量洗涤了“兽性”的“人”，多了一点“理想的人性”的“人”。因为他揭露过：“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这是不错的，事实正是这样。

“沙 皇”

　　又是鲁迅揭露的：“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蒙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纵看历史，横看社会，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又想，不管教授学者怎样对鲁迅评头品足，说三道四，唠叨没完，鲁迅毕竟不同凡俗。鲁迅出身奴隶，终身挣扎、奋斗，希望打碎奴隶的枷锁，虽然没有成功，个人的社会地位、名望、金钱，在普通人心里还是有一点的。他出丧的时候，没有组织，没有号召，且遭当局掌控、压制，在上海这样商业气息弥漫、小市民成群的“现代”城市，还是万人空巷、浩浩荡荡地送别他。但是鲁迅自己个人好起来，却不忘奴隶出身，不忘奴隶身受的苦痛，还是坚持为奴隶的解放焦唇敝舌，写作到临终前一日。这是伟大的。这奥秘也是鲁迅揭示了的：“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

　　两千多年了，有一位古人就说过：“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君子，相当于今天的“精英”吧？这痼疾似乎还没治好。岂止是没好，恐怕更加盛大起来了——因为是弘扬传统当令的时代了。

　　鲁迅不想做皇帝。可以算是一个正经题目吧？

（本稿编辑：吕孟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