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换了一份工作。

在某金融机构从事了两年多的扶贫公益工作，就此告一段落。新旧交接之际，自己不免会对过去做一番思考总结，尤其是终于可以跳出原先局中人的角色来看待过去了。扶贫公益这件事儿，大多数人应该都知道一点，但未必有机会深入了解。其实，用体制内的语言讲，“扶贫”这个词已经不够准确，自从去年“精准扶贫”成为最重要的高层决策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几乎成为中西部许多政府今后五年最为重要的任务。因此，当政府在谈论“扶贫”时，谈论的其实就是政绩。

那么，普罗大众在谈论扶贫，或者更宽泛一点，谈论公益扶贫时，该谈论什么呢？

幸好这几年我在工作之余，还记下了不少绝不可能写在总结报告里的所见所闻。有兴致的，不妨跟随我一同去贫困地区走走。

现在，假定你就是一位来自中小资产阶层的爱心人士，你虽然不富有，但却有一笔钱想捐给贫困地区的贫困户，为脱贫攻坚出一把力倒是次要的，主要是你的文化层次和社会阶层决定了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责任感，才能证明你具备了足够的文明程度。根据这几年网络和媒体的相关报道，你明智地绕开了红十字会等官方慈善机构，也不求助于有腐败嫌疑的政府机关，最终，你自费奔赴一线贫困地区，和我在大山深处会合了。

面对贫困山区，当我们谈论扶贫时，我们首先谈论的是：找出一个货真价实的贫困户。

然而，虽然贫困户比比皆是，但要想识别出一个真正的贫困户可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在中国尤其难。从顶层设计来看，国家要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说明对扶贫中各种不精准的现象心知肚明，要不然，有些官方文件中也不会说出诸如“要真扶贫、扶真贫”“要切实扎实落实扶贫政策”这种咬牙切齿但语法不怎么正确的话来。因此，国务院目前建立了全国联网的“建档立卡系统”，就是把识别出的贫困户信息全部录入到系统中，不仅包括户籍信息，还要包括贫困的原因等等。当然，这些事情最终都是要靠人去做。

现在这个人就是你。为了识别出贫困户，你说，要划定一个收入标准，于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中国就划定了一道贫困线。这道线在2015是年收入2800元。

你看贫困线是好的，但觉得不够准确。就考虑了通胀因素，要求贫困线不是固定的，每年按照购买力情况浮动。你看这条动态调整的贫困线是好的，就打算把钱捐给贫困线下的人，以为事情就这样成了。

但事情并没有成。你到了村子里，发现一个年收入3000元的人当然不该是贫困户，但一个没有年收入却有好几万存款的人，该不该是贫困户？没有存款，但却盖了房子或养了许多牲畜的人该不该是贫困户？你陷入了犹豫，拿着并不算太多的捐赠款在村里到处走，终于发现一对住在破房子里的老两口，他们既没有存款也没有收入也没有多余的牲畜，可是，村主任告诉你，老两口的儿女都在北上广打工，寄回来的钱可观得很。

好吧，你只好继续努力识别。终于，你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贫困户，年收入2790元，其他各种条件均符合贫困户的要求，你准备把钱捐给他。忽然，这户人家的邻居突然跳了出来，找你“上访”，说：“我和他所有的条件都一样，只是我年收入2820元，就差20块钱，所以他是贫困户我不是？”这个时候，逻辑极好的你很想对他说“你们不是就差二十块钱，而是差一条线啊”，但又感到不免荒谬，只好说，“算了我不管了，让熟悉情况的村干部来定吧”。

显然，当我们讨论扶贫中的村干部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那就是腐败现象的发生。

你通过“建档立卡贫困户”查询到了收到你捐款的人，按理说，此人当然是货真价实的贫困户，可同时，这人还是村主任的二大爷在上高中的三儿子，你还发现他拥有一部手机。你问我，他是不是贫困户？没有证据，我只好说：你猜！

你说，选举是个好办法，让村里的人开大会，公开推选贫困户。但是，村里的选举和美国大选差别没那么大，要么是自家人选自家亲戚，要么是能说会道能哭会闹的人成了贫困户，而有些老弱病残压根都不明白大家在干吗，也不清楚当了贫困户将会有着怎么丰厚的收益，所以甚至没有去投票。

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些贫困县政府要求所有的扶贫资源都要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倾斜，现在快到年底了，政府又提出了新要求，“要高度重视一些非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贫困问题”，虽然反讽却是不争的事实。

好吧，你已经疲于应付了，你到现在也没法确认，谁才是最货真价实的贫困户。让我们退一万步，假定经过各种技术手段、顶层设计、机制改革、机缘巧合，你终于定位到了真正的贫困户，你把钱捐出去了。

而接下来的问题，当我们讨论扶贫的捐赠人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比如，你会要求贫困户们对你感恩吗？你介意贫困户觉得你捐得太少吗？你愿意满足贫困户对你提出的更高要求，并无怨无悔吗？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不那么肯定，那就说明我们谈论扶贫，也就是在谈论贫穷的道德问题。

在西南某省的某贫困村，我们派了一名同事去村里当第一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岗不久，就给村里的贫困户捐了一些米面粮油，贫困户们都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又捐，贫困户们说，快过期的我们可不要；第三次再捐，贫困户们又问，这些东西是什么牌子的？差的牌子我们可不要。

另一个贫困村位于大小凉山，按照当地民族的风俗，一遇到大事儿（包括但不限于红白喜事）就要杀牛宰羊，以前有单位捐给他们牛羊希望养肥了下崽了再卖，结果人家很快就因为大事儿把牛羊都宰了。谁也无法指责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是不爱惜，而是风俗使然。

西南某省出台了扶贫村整存脱贫标准，除了村民收入、成立村集体经济等内容外，还有一条是村子必须铺设有线电视和网络。这很容易理解，毕竟山区消息闭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门户网站都成为传统媒体的今天，有次一位村民接受捐赠时还感谢毛主席呢。但有了网络，一些贫困户也会用捐赠款或省吃俭用购买电脑、智能手机，总不能让网络闲着吧。

……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此时你发现，接受你捐赠的贫困户似乎对你的行为并不是那么激动，他可能不善于表达，也可能觉得你捐的钱少。于是，你没有感受到你先前想象的那种热情感谢，也就无法获得一种难以言传的自我认同感和满足感。于是，你问我，扶贫到底是不是一种道德行为？

我会说：如果扶贫是一个道德问题，那就乱套了。

扶贫中，这类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贫困户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秉持人性共通的逻辑和长期习得的风俗，同样认可生活质量的提升、趋利避害的选择、接受帮助和维护自尊的平衡。

当我们对他们进行评论的时候，实则都是基于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而不是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处境是唯一的，但我们的道德律每个人都不同，有的源于儒家伦理，有的遵循自由主义，有的来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来自微博及知乎及朋友圈的鸡汤文，等等。因此，不同的道德律会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而在扶贫中，一旦把受助人摆在了道德的天平上，大家就会把自己代入施舍者的角色，从而进行道德判断。但是，社会对贫困人口进行“扶贫”，目的是消除贫困，把贫困人口变成普通人呢？还是要强调贫困身份，把“穷人”的烙印打在这些人身上？

这并不是难回答的问题，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压根就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根本无法用道德律令去衡量。

在古代，贫穷、贫困和道德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贫，偏旁是“贝”，和钱有关系，《说文解字》说“贫，财分少”，就是没钱；但是“困”“穷”的引申含义，却往往被君子士大夫们用来形容自己仕途不顺、沉沦下僚，无法用世而为天子效力，做一番大事业。因此，古人为贫穷赋予道德含义，主要是引导君子士大夫正确处理人生得失浮沉，对一般人没什么要求。

所以，孔夫子称赞一“贫”如洗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是要求儒家信徒不要太看重物质生活；王子安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说自己虽然现在官位很小，但老子的志向还很远大，将来一定要为国家为人民出力。因此，古代人对贫穷的看法，体现着士大夫在传统生活中的道德水平和精神追求。

而现代社会则完全不是这样。近代以来，人类对“社会”的看法是一个有机体，一个理想状态的完美社会理应是没有贫困的。换言之，贫穷现象被视为社会肌体上需要被诊治、被改善、被消除的一种社会疾病，与道德没有关系。即使在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是鼓励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的。在这种情境下，现代社会对穷人的正确态度，不是千方百计地让他们符合人言人殊的各类道德律令，而是让其不再成为穷人。

伊朗电影《小鞋子》剧照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扶贫、捐赠、公益活动都是道德行为，是慈善，是布施。实际上，在现代社会，这些行为均属于技术行为，是社会自我调节的手段，目的是消除贫困，也消除“贫困人口”这种身份，从而保证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谐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聚焦的绝不应该是道德伦理，而是发现发明更好更丰富的手段，识别出需要帮助的人，并消除他们作为贫困人口的身份。

说到底，当我们谈论扶贫时，我们最终谈论的不是道德，而是一套和口水无关的技术活儿。

                                         原标题：当我们谈论扶贫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本稿编辑：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