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圈是个名利场
□记者/杨时旸
对于宋庄和其它艺术家村落，以及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一些著名评论家的话语则是艺术界不可或缺的声音。他们对于艺术村的看法或一致或不同，但是无论怎样，都是最贴近艺术家生活的声音。
栗宪庭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进行关注和推介当代艺术的工作，而在今天他已经是艺术圈中公认的“教父”。中国前卫艺术史上的那些重要名词，诸如“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艳俗艺术”，都是由栗宪庭赐予的。而这些名字，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不可缺少的符号。
1979年到1983年的几年，他在《美术》杂志做编辑。从那开始，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间里，他便一直以文化战略的角度关注当代新艺术，先后推出了“乡土美术” 、“伤痕美术”和极具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美展”以及曾引起轰动的“星星美展”，使得那些当年还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们开始渐露头角。他甚至在那个写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时候，竟然做了整整一期的抽象主义，而想以此去颠覆“写实”。
在当时，也就是因为他的种种“先锋”举动，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被清除出了杂志。1985年后，栗宪庭开始担任《中国美术报》编辑。在那段时间里，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独立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又一次将《中国美术报》这样的权威刊物转化成了推介新思潮和新观念的主要阵地，变成了推荐当代艺术的实验场。
“85美术思潮” 、“新文人画”等就是最为著名的策划。在那时他开始关注那些居住在圆明园的被人称为“盲流艺术家”的自由画家们，从而使这些艺术家开始被外界所熟识。而在那些艺术家当中就有如今已经成为“大腕级”画家的方力钧等人。
栗宪庭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和热情，他说“艺术是不断变化的，它总是不断地通过语言的变化来为人类揭示新的感觉世界。所以批评家总是要保持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生存感觉和新的语言变化的双重敏感。”
进入90年代以后，栗宪庭不愿意再去依附某个团体或机构，这位已经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评论家更愿意以一种独立的状态去参与到艺术当中。他开始以自由策划人和独立评论家的身份继续推行着自己的想法，并独立策划多次颇有影响的世界级艺术展，也就此奠定了他“教父”的位置。
在栗宪庭看来，“批评是一种判断。它需要的是眼力，是面对作品能够判断好坏的能力，而好坏涉及到价值标准。在一个稳定的系统或者价值稳定的时期，诸如文人画系统，判断或者眼力是一种鉴赏家的眼光，而在价值体系的大变动时期，判断本身的过程即是参与价值体系的重建过程。”
栗宪庭早在担任《美术》杂志的编辑时，就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后来他总结说“当时我认为好的作品，一些老编辑却有着相反的看法，所以后来我说在文化的转型期，我们不需要像鉴赏家一样选择好画，而是要选择与文化和艺术运动有关并产生意义的作品。” 栗宪庭说自己从80年代开始所做的一切，便是对自己这种理念的践行。
《财经时报》：您是较早进入宋庄的评论家，在您看来艺术家村的形成，在最初是想找一个比较安静且便宜的地方创作还是有意想成为一个群落？
栗宪庭：应该是前一种吧。其实这些艺术家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寻求一个能够自由创作的相对安静的环境。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便宜和大房间。要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在城市中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财经时报》：您觉得现在宋庄的一些艺术家所取得的成绩与艺术家村本身有什么联系吗？
栗宪庭：是应该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艺术家村毕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安心创作的自由环境。这里不是美院也不是画院，所以不用按照某种规范和意识形态去创作，不用在其位谋其政，更不用去开会，艺术家可以只考虑创作。这一点和他们日后所取得的成绩当然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财经时报》：艺术家当年进驻艺术家村有一种自愿 “逃离”的色彩，可是当外界开始逐渐关注这里的时候，某些艺术家的进驻反而有了某种 “入世”的色彩，是这样吗？
栗宪庭：说“逃离”有些严重了，可能就是想离开喧嚣，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外界关注以后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艺术家再进来可能会带有一些艺术以外的目的，比如想借整个艺术家村的名气使自己也能受到关注。其实艺术界就是个名利场，对艺术家来说，名气肯定是第一位的，而且名与利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可以让艺术家更安心地创作。
《财经时报》：大多数在宋庄和其他艺术家村的艺术家们，愿意受到外界的关注吗？他们认为这种关注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打扰？
栗宪庭：其实大多数人并不怎么愿意这样被关注，他们更多的还是认为那是一种打扰。可是媒体等方面的炒作有谁控制得了呢？但是事实上媒体的关注也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作用，得以让外界知道这里艺术家的创作。
《财经时报》：随着艺术家村知名度的提高，后来某些人再住进来是不是会更多的有一种想吸引外界注意的、急功近利的思想？
栗宪庭：任何地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想法的人，后来的人中确实有这样急功近利的。因为毕竟不是当初了。艺术家村毕竟已经名声在外，所以有些人的目的自然不会像以前那么纯粹，这也是正常的。
《财经时报》：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城市规划专家也在关注宋庄，以后可能要进行某种规划和开发。对于此，艺术家们是怎么看的？
栗宪庭：如果官方能在不破坏现有状况的前提下，为艺术家提供一些规划，比如盖一些房子做画廊和工作室等，那么艺术家是欢迎的。我觉得 “自然”是最重要的，只要是自然形成的就会有很好的发展，一旦刻意为之就一定不会成功，比如台北有的艺术家村就是刻意去做的，根本没有人进驻，所以官方的开发要看是怎么做了。
《财经时报》：如果有官方甚至地产商的介入，必然会导致房价的上涨，也许还会把这里开发成一个旅游区，这势必会影响到了艺术家的生活。
栗宪庭：是的。其实就算房地产商不参与，这里的农民就已经开始提高房价了，现在的房价基本已经是最初的十倍了。如果以后宋庄真的被开发成了时尚旅游区，比如像798那样，那么艺术家只能搬走，在这一点上艺术家是很被动的。但是目前看来，国家在短时间内还难有很大的能力来关注艺术，所以近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
《财经时报》：您现在好象正在策划一个有关艺术区域的项目，是吗？
栗宪庭：是的，就是在宋庄这边有400亩地，我们一起开发，盖一些房子，一些做工作室，一些做画廊，剩下的再做些商业配套设施比如酒吧什么的。主要是想给艺术家和来这里参观的人们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和空间，当然也希望以后能再改造一些废弃的乡镇企业厂房什么的，逐渐完善起来。
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圈宋庄启示录之七
民间用照片记录一个时代
□ 记者/ 刘峰
从1991年开始，在《消费时报》社工作的徐志伟因工作需要走进了圆明园画家村，从此他就沉溺其中，并一发不可收拾。他与圆明园的艺术家共同生活，看着他们或成功或出走或疯或黯然离开。几十个胶卷和上千副照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生活的变迁。后来他也随着艺术家们迁到宋庄，并在离宋庄不远的小区定居。
《财经时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艺术家的？
徐志伟：具体地时间很早，是在1991年。真正有意识去拍摄是在1992年。因为我以前画画，对艺术也很感兴趣。在《中国青年报》做美编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艺术家进行拍摄。后来在《消费时报》因为工作的需要跟他们接触更多了，我认识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对艺术家们的生活和创作有很大的兴趣，于是就有意识地去拍了。
《财经时报》：你的拍摄给你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徐志伟：当我沉溺其中，我就喜欢上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没有约束，非常自由。我开始感到报社工作的不自由，一种压抑感油然而生。当时报社要求我去拍圆明园艺术家的一些照片。在这个工作完成后，我觉得我应该更多地去关注，于是拍摄艺术家的事情就变成了我自己的事情。1999年我从报社辞职了，开始专心自己的拍摄。可以说1999年，我变成了自由职业者。这种身份一直到现在。
《财经时报》：有没有统计过你拍了多少照片多少个艺术家，在这方面花了多少钱？
徐志伟：我没有确切统计过，艺术家有名的没名的差不多1000人。宋庄这边就有三四百人。这些照片我整理成了几个册子，圆明园的就有两本，还有其他的我没有统计过。这些册子共有几百页，一页就是一个胶卷，所以有多少照片很难计算。至于钱，我更没有算过。在中国搞摄影，能牟取利益的很多都不是摄影师感兴趣的。因为拍这些东西都没有利益，所以我也没计算成本。
《财经时报》：你的这些拍摄是一笔很大的资源，你打算怎么利用它们呢？
徐志伟：我现在就在想怎么用这些东西。我想写本书，通过这些艺术家的照片，把我的经历和感受以及我对中国艺术的思考写出来。这本书估计得花10万块钱，要完全自己投入不现实也没必要。我想找书商合作。当然与书商合作就得考虑书商能不能赢利，能不能赚钱。另外我想把我喜欢的照片做成画册，希望通过一些渠道卖出去。另外有媒体需要这些照片，只要不是恶意的，我都会提供，有偿的或者无偿的。
《财经时报》：你怎么评价你的拍摄工作？
徐志伟：这只是我拍摄生涯的一部分。艺术家的主题拍摄是我从事摄影以来做得最专注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这给我在圈子里带来了声誉。它虽然占了我拍摄的一大部分，但只是一部分。就我拍摄的东西来说，我认为我还有其他更多的更好的照片。
《财经时报》：你拍摄的艺术家们怎么评价你的拍摄？
徐志伟：他们认为特别有幸有我记录下来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他们很多人说我用照片记录了一个时代。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拍了，他们有些艺术家说你应该再拍，但是我觉得应该让其他人来拍了。当年我已经记录过了，时过境迁，让我再那么有热情的去拍，我做不到了。住到宋庄以后，我的这个拍摄热情开始淡下来了。如果有人出书什么的要我拍，我就去拍一些。现在拍的很多都是商业拍摄。
采访手记
□ 记者/ 黄振伟
在宋庄连续采访四天是自己没想到的，原计划是到宋庄住两天，体验一下艺术家生活，再采访几个艺术家就撤回城里，但没想到一进入宋庄，就“掉”了进去，而且像吃了兴奋剂一样上了瘾，直到筋疲力尽地离开宋庄时还意犹未尽。
在乘938去宋庄的公共汽车上，给我做向导的一位艺术家好友送给我一份宋庄艺术家联络方式的资料，我一看就兴奋了，三大张纸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一百多位艺术家的名单，我当即决定一天至少要采访7到8位艺术家。
第一天采访是从“宋庄艺术基地”开始的，然后深入到小堡村，采访结束时已是接近晚上十点，带去的录音带已全部用光。夜里，在“宋庄艺术基地”大院朋友的工作室内，艺术家朋友很郑重为我摊开一张手绘地图，就像摊开一张军事地图一样，表情很严肃地对我说：“要想真正了解宋庄镇全部艺术家，只到小堡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大兴庄、喇嘛庄、辛店、宋庄、小杨庄等地，因为众多的艺术家就像珍珠一样”大珠小珠落玉盘“地散居在这个大范围内。”
第二天一早，艺术家朋友要到798布展，我一个人提着包匆匆上路了，心想要对宋庄镇进行一次“大扫荡”。
每采访一个艺术家，就感觉像打开了一扇窗口，他们不仅聊他们的艺术经历、艺术梦想，在宋庄的酸甜苦辣，更善意地提供更多的被访者。从各种艺术家，到策展人、到批评家、到网站、到画廊、到官方政府，采访就这样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傍晚，回到小堡村路口的“大白菜”小饭馆吃饭时，看到五、六个艺术家在另一桌喝酒畅谈，没亮明自己身份就冒然访谈，以至于一个艺术家笑着说：“干什么呢，老兄，是做行为的吧，住哪个庄啊！”
第三天中午，当我一个人走在去辛店的土路上时，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风吹动荒草的声音，我突然感到有一些恐惧，担心路边的荒草中会不会突然跳出一两个劫匪，我完全被世界遗忘在这个荒芜的地方，而此时的王府井、国贸附近正是最人声鼎沸的时侯，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有些理解了艺术家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生活。
第四天傍晚，疲惫不堪的我登上了回城的公共汽车，望着暮色中的那一排排平房，我内心竟然涌起了一股难分难舍的情愫，冲动地想自己有一天会不会也搬到这里来住。
（本稿编辑：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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