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小华

    出差途中，难得如平时有众多信息来源，从手机上读到的新闻就格外记忆深刻。端午休息，随意挑出几条，反而感觉其中隐藏有不可忽视的市场信号，即中国宏观经济正在迎来双升值的局面，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此，市场会产生新的政策预期。

　　所谓双升值，首先是人民币的“被升值”。

　　近来，由于希腊出现资不抵债的困境引发的欧元信誉危机，引发了欧元对美元的大幅贬值。连带着包括欧元区在内的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在伦敦街头行车，不断可以看到路边的写字楼和住宅边竖着写有“To Let”的大牌子。街头出现如此多的房子等待出租，久住伦敦的朋友说，类似的景象，1997年曾经看到过。

    欧洲人为此颇为焦虑。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甚至警告说，明年年底，欧洲银行业将可能损失近2000亿欧元。美国《新闻周刊》曾语带调侃地评论：英文中的“危机”一词来源于希腊语，而现代希腊人让全世界领略到了这一词语的真正含义。

    在世界认为可以使用“复苏”一词时，一场希腊危机又将世界经济拖入险境，而且威胁到了世界第二大货币欧元的生存。而对人民币而言，虽然声明是盯住一篮子货币，但显然，市场认为更为接近盯住美元。相对于欧元，美元坚挺、上扬，而人民币就“被升值”。截至2010年6月17日，欧元兑美元已跌到1：1.2273，比2008年7月15日的1：1.6038，已跌去了接近23.5%。同样，人民币对欧元等于“被升值”相应幅度。

　　欧元的大幅贬值，人民币的“被升值”，对于中国旅游者和留学生而言，在欧洲的费用就显得大为降低，某些商品甚至显得比在国内市场更为便宜。而对中国主要做出口的企业而言，却可能是一场灾难：欧洲订单的大幅减少，利润大幅缩水。于是，就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北京的服装商贩纷纷去东莞抄底，发现厂家的仓库堆得更满，可以拿到的价格更低，甚至有预测说，北京市场相应服装类别的价格可以拉低10%到20%。

　　对中国企业与经济，欧元的危机更可以看做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测试”。因为，更大的升值压力也还存在。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一名资深议员就中国压低汇率问题提高了警告分贝，威胁称，如果北京方面到下周20国集团（G20）峰会还不改变汇率政策，就将付诸立法程序。“经过7年时间，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耐心已经耗尽，”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桑德尔·莱文（Sander Levin）表示。

　　双升值的另一个“升值”，是中国劳动力的升值。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收入的新闻纷至沓来，已不再抢眼。令人瞩目的，已是集体工资谈判，是劳动者对今年国家将大幅提高收入水平的预期，甚至对相关研究人员所声称的5年翻一番新闻的深信不疑。

　　有意思的是“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成为中国在双边对话中承诺的重要内容。

　　2010年5月24日至25日，中美在北京进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对话的成果，当然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在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四个方面，有了长长的成果单子。

    但在对话后的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也可以看到有深意的表述：“美方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承诺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储蓄，迄今，私人储蓄已经有所提高。”“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国内经济问题拿到双边对话平台上讨论，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伴生物。而在这样的场合涉及“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问题，并写入“联合成果情况说明”，说明这一表示的分量与作为政策选择的现实可能性。

    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必然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升值。拥有更高的消费支付能力，对于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不会拒绝的。

　　因而，由2010年开始的新的10年，可能就是“升值的10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令全世界为之羡慕。在这样的大格局下，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升值，人民币币值都可能一步步走高，并在一步步走高中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世界一些大的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但与中国以往不同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上，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才可以获得。

    虽然，有报道说，国家可能采取调整税负等办法，来促使企业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但不会有哪一个经营者真的认为，增加居民收入全由国家通过减税买单。

　　于是，中国经济管理者与市场参与者，将共同面对“升值的10年”。劳动者、投资者、管理者、宏观经济管理者、裁判者等等，都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新的规则。

　　问题是，面对将一起走过的“双升值的10年”，我们每一个人，和作为选择者和决策者的政府，是否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政策储备。

（本稿编辑：李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