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教授徐岱
文/匡萍
徐岱： 著名人文学者，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文艺学与美学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体验自由》、《艺术的精神》、《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等。
“你幸福吗？”是前段时间由央视走基层栏目引发的热门话题，答案千奇百怪、笑料连连。
近日，浙江大学教授徐岱做了一个与“幸福”相关的讲座，他忧心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幸福。他是著名人文学者，有一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激情，对“人文”一往情深到忘乎所以。在他看来，幸福需要守住信仰，信仰来自生命对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言论摘录：
我们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越有人性，越会欣赏艺术、理解艺术
可以贫穷，但一定要拥有并守住信仰
即便在贫穷当中，也要去追求、体会幸福
如何在这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体会到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
混日子不是认真的生活，说明他缺乏爱
有位大师讲得很好，他说：“在这个时代，歌颂财富之声，淹没了其他价值观。”今天很突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人越来越没有人性。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网上查一下，看得你惨不忍睹。
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今年来杭州讲座，说中国人都在混日子，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中国的小说基本上缺少爱。我觉得真是了不起，顾彬对中国人了解透了。混日子不是说现代的中国人混日子，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不混日子的时候，除了极个别的人。不要以为这是愤青说的话，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身为中国人，我们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小说当中缺少爱，是因为混日子的人怎么可能爱呢？混日子不是认真的生活，说明他缺乏对自己的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别人呢？怎么会在他作品当中体现出对世界的关怀呢？顾彬说得完全对。
同情是作为人的起码伦理底线
关于人性的问题，最著名的一本书是前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的一个研究，叫《路西法效应》，这本书的副标题很吸引人，大意是好人是怎么变坏的。他得出了一个很朴素的结论去人性化。只要把一个人身上人性的因素慢慢清理干净，那他就是恶魔。
哲学史家杜兰特这样说过：“信仰不在，希望不在，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症状。让我们悲观的并不是大规模的战争，更无关乎近些年来的经济衰退，不是我们的房子空了，也不是我们的国库空了，空了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已经进入精神枯竭和绝望的年代，仿佛回到当初需要基督诞生的时候。”
伦理谱系有高端和低端，高端的伦理是正义感，低端的就是同情心。所以有一句话说：同情让人成为一个人。同情是一个人作为人的起码的伦理底线。如果你连同情心都没有，那就不能成为人。一个人越有人性，他越会欣赏艺术、越会理解艺术、越会离不开艺术。
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要有一个“三座山”的过程
谈谈我对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认识。可以用禅宗的著名案例来加以解释，叫“三座山”，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我第一次对日本人的态度是非常仇恨的，因为我是50年代生的人，那时候的电影都是地雷战、地道战等，感觉日本人都是一些屠夫。但第二眼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完全颠覆。
在东京，有个日本教授跟我打赌，说只要我在大街上找到动不动吵架的人，他请我喝酒。有一个星期，我始终记着这句话，可没有找到。最后我只好使了一招，瞄准一个男人故意蹭他一下，可这个男人一转身，一个很深的鞠躬，我不习惯鞠躬，本能地做了一个手势，他就鞠个没完。回来以后我觉得很多日本人比我们中国人可爱得多。第三次就回到看山还是山了，当然这个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山。
日本的礼仪好不好？好得没话说，但它不会浸到内心深处去，完全是表层的，这就是做秀文化的来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礼仪越好的民族越要警惕。
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也要有这么一个过程，不要以为表面上礼节很好的人就是很有人性的人。
独夫之罪可修复，平庸之恶不可修复
独夫有两种，一种是像斯大林、希特勒这样有权威性人格的人，还有一种隐性的，比如日本天皇裕仁。独夫之罪触目惊心，就像地震一样，会让很多人遇难。平庸之恶好像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常常被人忽视。
其实，独夫之罪尽管天崩地裂，但不会影响人类的终极文明。因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人类一种奇妙的机制，就是自我修复能力。所以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城现在照样生机勃勃，没有因此而永远留下一堆废墟。
独夫之罪虽然可怕，但是没有可怕到无法修复。平庸之恶没有天崩地裂，没有触目惊心，但它不可修复。它甚至会让你觉得好玩，让你愿意接受它。
平庸的人跟普通人、凡人的区别在哪里？人格。平庸之人，他什么都要，唯一可以不要的就是人格。韦小宝是典型的平庸的人，不重情、不讲多少义，他的“义”是随时可以挪动的。《鹿鼎记》是金庸小说当中最伟大、最了不起的一本书，也是中国小说当中最伟大的书之一。他对中国文化的平庸性揭露得非常彻底。
在平庸人为主导的社会当中，绝对没有幸福可言
平庸之恶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平庸人为主导的社会当中，绝对没有幸福可言。什么叫幸福？这是一个大事，也是一个很难正面回答的问题，我想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它。
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杜拉斯说过一句名言：“上床45次，不如一次真正的爱情。”45当然是随便说的一个数，爱情并不是上不上床的问题，重要的是内容不同。真正的爱情里有幸福感，在没有爱情的单纯上床当中只有享受的快感。真正的爱情就是我们可以永远彼此拥有，但是我们可以不再相见。
平庸最大的危害就是让我们今生今世、来生来世远离幸福感。
我们所要的不是快乐、不是享受，而是看起来跟快乐有点像、但内容却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幸福，是孔子所说“回也不改其乐”的乐。颜回“一箪食，不瓢饮，在陋巷”，一般人不堪其忧，但“回也不改其乐”。
贫穷不贫穷，有的时候是没办法的事，关键的是即便在贫穷当中，你也要去追求幸福、体会幸福。
信仰来自生命对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俗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大家都是俗人，庸人是很可怕的。如果于丹式的东西讲多了、易中天“三国就是三伙人打群架”之类的东西在老百姓当中深入人心，中国本来就没有思想的思想界就变成玩笑界、哈哈界了。
中国没什么真正的文化人，却有许多名利之徒、招摇撞骗之徒。
生活中你可以贫穷，可以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买不起房子……但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拥有它，一定要守住它，这就是信仰。
信仰从何来？如果从上帝而来，那这个信仰毫无意义，你最后就是宗教人。信仰应该从美感当中来。
这是个解构的时代，解构主义认为一切都不确定，但你不能不信在美中呈现出的让人刻骨铭心的存在。换句话说，当你情难自禁地被深深的感动，因而默默无语却泪流满面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体会到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来自生命本身，来自生命对自身的那种祝福和肯定。
(本稿编辑：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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