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女委员数量翻一倍，仍不到10%
在今年的十八大会议上，孙春兰与刘延东一道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创下了两位女性同时当选政治局委员的纪录，引起关注。这固然是中国女性在政坛地位增强的信号，但女委员数量翻了一倍，仍不到10%。在历任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前后仅有六名女性委员。
自文革以来，在邓颖超十二大连任之后，十三大到十五大政治局中均无女性，直到十六大吴仪当选，才结束了政治局十五年没有女性的局面。
在中国，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仍处于稀缺状态。十八届中央委员会205位委员中，仅有十名女性。新中国历任正职女省委书记中，仅有三名女性；历任正职女省长中，仅有四名女性。而目前在任的省级党委、省级政府“一把手”中，仅有安徽省女省长李斌一名女性。
中国高层官员中，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女性面孔
联合国对全球女性议员的比例提倡为30%。而在中国，至2009年，女性只占全国省部及以上级干部比例的11%。且正职少、副职多，像“花瓶”一样点缀在教科文卫部门，很少能进入真正的决策层。
在女官员尤其是女高官的数量上，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关于国际妇女参政状况的一份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15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由女性担任，32个国家的议长由妇女担任。
2011年，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晓驷曾指出，中国部级以上女干部所占比例远远落后于智利、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世界排名处于第61位。女性参政已成为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中国现有女性官员的比例，已无法代表中国妇女的整体发展水平。
为什么缺少女领导？这是男人自大、女人自卑的共同结果
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很注重对女领导的培养选拔，中组部也多次发文要求提高女官员的比例。那为什么女领导还是那么少？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最主要影响因素，“女强人”角色受到男权主义社会的本能排斥。中国两千多年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和旧观念不仅为男性所肯定，也深深影响女性对自身的估量，沉淀为女性一种深层的自卑心理意识，被女性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少女人也认为男人就是比女人强，甘做配角，自动放弃与男性的竞争。
在中国，女性从政的社会成本也比男性高，在努力程度、家庭、生育、退休、社会评价上都会付出更多。此外，男性60岁、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也客观上使女官员在年富力强时就失去了机会。而一些中国官场亚文化，如喝酒等，也使女性很难融入。
虽然在社会生活中，男女平等的概念已基本普及，但女性政治力量的薄弱，才是男女仍不平等最根本的体现之一，也是触及到中国男权制社会根基的课题。
白手起家的女老板，中国最多
中国女性在商界的表现令人瞩目。中国内地企业中，女性高管占25%，高于全球21%的水平。《2012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中，前十名中的七位都是来自中国。
女性领导的才能在商界得以发挥，这证明女性也与男性一样，可以在竞争性、战略性的领域做的一样好。甚至有调查显示，女性高管比例高、性别均衡化做得好的公司往往业绩更好。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男性管理层排斥吸纳女性领导。
在上面的胡润排行榜上，更多考量的是“白手起家”的女性领导，她们从创业伊始就充分掌握了主动权，自己做老板。而在企业的管理层中，更多女性也如政界女性一样，被安排在非决策部门工作。
《经济学人》认为，男性占优的公司高层普遍对女性能力低估。男性认为女性在大部分领域和他们一样有才华，但是同时他们却认为女性缺乏战略眼光。这种不恰当的认识，使很多女性的任免和晋升处于不利地位。
好的信号：女性领导越来越受欢迎
被称为“脸谱女王”的facebook二号人物雪莉·桑德伯格曾有一个著名的“洗手间轶事”：当她在一家商业伙伴公司洽谈业务时，竟然找不到女洗手间。原因是，这家公司没有一名女性。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并不是女高管比例最高的国家。女高管比例最高的是俄罗斯，高达42%；最低的是日本，只有7%。好的迹象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女性领导者的重要性，世界500强企业都曾明确表示“鼓励性别多样化”，甚至有些企业专门物色有“女性背景”的人加入管理层。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硅谷企业越来越喜欢任命女领导人。媒体指出，为改变IT业过于男性化的缺点、互联网女性用户越来越多以及女性自身的创新能力，都是女性高管受欢迎的原因。
做领导，女人也可以
女人并不是只能充当“花瓶”角色，装装可爱或扮扮柔弱，她们与男人一样有智慧、有胆略，她们也有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的能力。
女人可以与男人竞争，可以从男人手里分权，可以与男人一起治理社会，也可以领导男人、统治男人。我们期待更多的女领导，我们期待女人能得到更多权力，这才是“性别平等”的表现，也是能否改变男权制社会的基础性问题。
网易女人携手联合国妇女署举办“2012女性传媒大奖”，我们向社会倡导性别平等，维护和保障女性的正当权利，我们一起发出女人的心声，一起推动和见证中国大地上“性别平等”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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