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记念

文/时雨

        河东，历来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和黄河文化的摇篮。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了许多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

在这诸多的文人墨客中，我有幸与杨焕育先生相识，而且极富戏剧性地相识于1995年成立“运城地区浪淘沙创作协会”的大会上。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命中注定之缘吧！

当年，作为发起人我是运城地区浪淘沙创作协会的会长、法人代表，杨焕育先生屈居副秘书长一职（三年后换届为副会长，同时出任《浪淘沙》杂志副总编辑），由此开始了我们从相识相知到惺惺相惜、亲密无间长达二十多年的深厚友谊。期间，我帮他出版《西厢记后传》，并同他一起去运城学院邀请全国著名演讲大师景克宁教授和运城学院名师、俗语研究专家王树山教授参加他出版的人物传记《王秀兰》一书新闻发布会，为此我还专门写了评论文章《写梨园风云，做锦绣文章》发表在《母亲》杂志2001年12月号上；他帮我出版《金盾风采》，并与我一起合作给政协文史编委会撰写“福同惠”纪实专稿。后来我创办综合性国际文化期刊《母亲》杂志，他更是大力赞赏和支持。俩人相互欣赏、相互支持，相互成就，不仅增进了彼此事业的发展，也增进了彼此心意投合，相知有素的兄弟情。

景克宁教授是全国著名演讲大师，生前获“全国优秀青年工作者”和“山西省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作为他生前唯一的事务代理人，我们彼此交往甚密，浪淘沙创作协会一众也人尽皆知。景克宁教授于2006年3月2日19时在运城逝世，当时我曾含泪随众人一起送先生至公墓。晃眼间一个月过去了，记得是2006年4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我们浪淘沙创作协会主要成员杨焕育、胡谷中、申新意、扆军宣、樊建文、原克伟等十余人欢聚一堂。大家共餐时，杨焕育老师感慨万千地说：“景克宁老师去世了，是我们运城的一大损失。这段时间我想了好多。我看景老师之后，能在演讲方面接景老师班的人就是建华，无论才学方面，形象方面，还是朗诵和演讲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大家闻听后纷纷称是。而我则是不无惭愧地说道：大家过誉了！其实大家也知道，景老师生前几次督促我成立“运城市朗诵与演讲艺术协会”，让我挑起这面大旗，他出任总顾问。我也确实跑过这件事，但遗憾的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有规定：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社会团体的法定代表人。所以要想成立“运城市朗诵与演讲艺术协会”，我们就得解散浪淘沙创作协会，或者将其改组更名为“运城市朗诵与演讲艺术协会”，这样一来，就存在着许多麻烦，一时间很难办。加之我现在已经去北京发展，此事只好作罢。所以很惭愧，辜负了景老师的情谊和期望，也对不起大家的厚爱……

如今想想，这一切都恍若昨天。忘不了啊！忘不了我与好友杨焕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或是争论，或是会心的相视一笑，都成了恒久的回忆和永远的记念。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19年3月上旬，听说老朋友杨焕育因病住院，于是从北京回来的我携夫人与好友朱海斌一起专程去医院看望了他，那时他已不吃不喝，亦不能言语，只是睁开湿润的眼睛看着我们，似有许多话要说，却怎么也说不出……作为多年的好友，此时的我真不知该如何去安慰他。一番叹息、一番感伤之后，我无奈地在临别时拉起他的手硬塞入几百元钱，说：“你安心养病，喜欢吃什么就让孩子给你买点什么吧！我一两天就要返回北京，抽时间再回来看你……”随后又说了些安慰的话，便伤心地离开了医院，而他则是含泪目送我们离开。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2019年3月25日(农历二月十九)上午11时05分，好友杨焕育走完了他充满传奇的人生路,就此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走了，一时间牵动了河东大地上许多人的心。

他走了，许多来自社会各界的人都自发地撰文赋诗悼念他。

他走了，许多人都交口称誉地说他是个好人，是个大才子……

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名气之大，交友之广，品行之正，为人之善。其身后能产生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更是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

被誉为“草根编剧”的赵高社先生在后记里面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一个人在世时荣光，不见得离世后还依然荣光。换句话说，一个人离世后，被人称道的不是他在世时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还会有多少人怀念他。”显然，好友杨焕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杨焕育生前是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出版社、北京文化出版社特邀编审，同时拥有文艺评论家等多种头衔和职务。可以说，他孜孜不倦地为蒲剧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从而也书写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于是，一场由好友赵高社牵头、朱海斌策划并拜请名家题写挽联、分工明确的组稿行动在众多文友的大力支持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积极收集整理各处发表的悼念杨焕育先生的挽联、诗词、悼语及各类文字，并萌生了编辑出版一部《蒲坛芹墨——缅怀著名剧作家杨焕育诗文集》的想法。就这样，前前后后耗费了长达近一年的时间，初稿终于完成。

该文集书稿交给我看过之后，我首先对书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名既要一目了然，还要含蓄大气，具有一定的寓意。于是在我的提议下，书名最后确定为：《蒲坛才子——缅怀著名剧作家杨焕育诗文集》。

其次，由于时间仓促的缘故，书稿整体上编辑太乱，文稿分类也不科学、不准确，需要下大功夫重新调整。因此我提出了自己的具体修改意见。比如：杨焕育本人写的文章应该作为附录，统一放到书稿的最后面，而不能穿插在中间，更不宜占据太多篇幅。毕竟这部书的主体文稿是纪念杨焕育的，而不是出版他的个人文集，必须分清主次。

于是对书稿经过一番修改和调整后，我开始着手办理该书相关出版事宜，并安排相关编辑进行排版设计工作。期间，仍有一些文稿陆陆续续地不断送来补录。加之疫情影响，前后历时两年有余，经过几番增删和修改，才基本完成定稿。

然而没想到的是编辑过程极不顺利，前前后后遇到了许多文稿难以梳理的复杂问题，不断修改，不断出错。

由于作者来自各地，文化程度高低不一，各种层次不同的文稿相互穿插着收集到一起，缺乏精确的分类、归类，加之作品体裁广泛，作者众多，使编辑们一时间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有的文稿重复收录入两个不同的类别；有的文稿无法归类；有的文稿署名张冠李戴（同一篇文章有两位作者分别署名录入）；有的文稿作者本名和笔名混合使用，难以分辨；有的文稿属于代写，称谓混乱，署名不清；有的文稿作者是外地的，大家都不熟悉，欲精确校对其文稿就很费劲；有的文稿纯粹就是一个片段，没头没尾，弃之可惜，留之无用，怎么办？我只好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将之插入其它能够融为一体的文字中；再者，所录文稿大多属于即情之作，草草而就，缺少必要的修改和雕琢，存在大量的错白字、病句和重复段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很大程度上给书稿编辑、排版和校对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麻烦。尤其是三年疫情的影响，使书稿编辑排版和校对工作时断时续，一拖再拖，导致书籍迟迟不能如期出版。

 对此，大家都很着急，我更是心急如焚，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是沉下心来、不知疲倦地精心整理、编辑、修改各类文稿，这无疑是一件耗时费力的大辛苦事，其中的酸甜苦辣难以诉说，也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但为了提升书稿质量，必须反复斟酌、反复调整、不厌其烦地对原稿进行多次增删和修改。

我相信，为好友杨焕育编辑出版《蒲坛才子——缅怀著名剧作家杨焕育诗文集》一书，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深切缅怀，也是运城文艺界和蒲坛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一种永远的记念。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令人欣慰的是，几番辛苦，几番努力，几番打磨，先后经过29版的增删、校对、调整、修改，这部倾注着我和编辑们辛勤汗水的文集终于要付梓问世了。

此时此刻，颇多感慨。恰逢今日“重阳节”——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备受中华民族重视的传统佳节。在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里，面对九转功成的喜悦，为了心中对老友的这份缅怀之情，匆匆写就此篇编后记，可谓一种莫大的慰藉！

       ——2022年10月4日于北京  

（本稿编辑：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