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罗博学    

    【跨越世纪的争论】
    
     近来，学术腐败现象在各高校层出不穷，一度被认为崇高而神圣的象牙塔，因此而多了一些暗昧不明的昏暗色调。
     先生发给我一份刊物的文稿，是原刊于《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文章，关于厦大已故教师陈汝惠的遗孀，年逾九旬的李荷珍女士揭发厦大原副校长，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的潘懋元，涉嫌学术欺诈的个案。 
     2008年10月份，在厦大为了纪念陈汝惠逝世十周年而举办的“陈汝惠创作和学术研究研讨会”上，多位学术精英自然谈及陈汝惠早年（1956年左右）主持编写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并由此展开百家争鸣的论述。而潘懋元的学生，深圳大学青年教师李均在发言中，认定此讲义属潘懋元一人所写，陈汝惠的遗孀李荷珍则致信教育部，就此事发表声明，言及潘懋元剽窃他人文章，将集体成果占为己有。
     文章中列举了若干事实或凭据：如1997年陈汝惠老年痴呆病重时，潘懋元在汕头大学出版的《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中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列为己有；“潘通过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潘懋元教育口述史》捏造事实，把厦大乃至于全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和发展归功于他个人名下，《讲义》的诞生过程更被歪曲。”
     潘懋元方面，则断然否认了如上的指责，将《讲义》列为个人专著之举归咎于出版社，而自己并不知情。
     厦大历史系教授林其泉说，关于《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归属权之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
    《讲义》最初是由作为厦大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陈汝惠，在校长王亚南的支持下，组织教研组的同事准备拟定的，在“前言部分”，注明了参与编写的三位执笔老师：潘懋元、陈汝惠、和张曼茵，再加上负责其他事物的相关人员，当年，整个《讲义》编写组成员有十几位，因而《讲义》的诞生应该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既不属于陈汝惠的个人专著，同样也不属于潘懋元。至于潘懋元是否有意将此据为己有，如同李荷珍猜想的那样“关系到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创始人和奠基者的头衔”，只有让历史作出准确的判断。
    
    【学术腐败与时代氛围】
    
     这个跨度近半个世纪的争论，悄无声息的隐藏在学术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声，告别了八十年代那一派自由或非自由的图腾，如今又再一次悄无声息的卷土重来。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黑色旋律中，众多高校频频曝光“学术不端”“学术造假”引来一片喧哗，“潘陈公案”似乎仅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并不新鲜。这不是一个时代的崭新景观，也不是一个时代的前卫产物。
     管窥一个时代是否健康的标准，从底层民众的悲喜四季中可以看到人心的哀愁，生活的艰辛，以及社会的冲突；在高级知识分子身上，更能够感受到那些被卓越的智商隐藏了的人性的暴戾，目光的游移，灵魂的不安，以及对真智慧的渴望和最终与其擦肩而过的悲凉。
     事实上，学术腐败并不仅仅验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和太多的社会罪恶一样，学术腐败只有根植于一个并不健康的社会氛围和并不荣美的意识形态中，才会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犹如每一棵树都有适合自己生长的沃土，而适合文化栖居的那块沃土，姑且可以称之为“文化沃土”。只有当这块沃土完全充满生命的迹象，文化的更新和复苏，才会不断创造属于人类的智慧的结晶，反之，文化本身，以及与大地上的人们息息相关的事物，都将变得面目全非，难以成长。
     柏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酱缸文化”，即任何东西到了中国，都会变得畸形，深受其害，在“中国特色”里被完全淹没，所淹没者，并不仅仅是所有的文化的形态，更淹没了每一个文化的缔造者，文化的主体，文化的更新者——人。
     具体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厚黑学”难以解答，“功利主义”也将保持沉默。而在国人的共识里，它们又是被过分抬举了的，它们深入我们的意识，深入大街小巷，诚然也深入散发着知性魅力的象牙塔，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和处世规则，在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熔炉里，我们纯粹的内心经验到被完全的冶炼。因而，当“读书无用论”在当下大行其道的时候，教授们不必感到惊讶；当警方无数次摧毁了很多城市的色情发廊和传销窝点的时候，中央也不必惊动。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有人断言：2009年的中国，将是群体性暴力事件的高发年。按照历史的循环性，按照《三国志》“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定律，每一次暴乱之前，首先是歌舞升平，国泰民安，诚然属于官方的言辞；每一次歌舞升平之前，首先是人心的混乱，脚步的颓唐，以及道德价值的真空和虚无。
     或许，一直到生命临近末尾的那一刻，会有太多的人回光返照，重新审视过往的一切，然后继续跋涉。
     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我们，始终固执的认为：这个寄居的并不安稳的世界，就是我们的故乡。
     对于已故的陈汝惠先生，他要如何看待生前的这一切荣耀或失落呢？
    
    【教育者首先要“道成肉身”】
    
     对于当下中国“80后”“90后”，以至于时光之后的新一代，“潘陈公案之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甚少人问津，又如何在后现代网络时代赢得众多Fans？仅仅给后辈演绎了一场无比睿智和精彩的利益角逐赛，数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仿佛扮演了老顽童的角色。他们作为教师的真实的身份，在这一过程的追逐中，却有着普遍的启发意义。
     教育何去何从？教育者何去何从？
     当“潘陈”还在为一部泛黄的《讲义》争论的时候，或许已经遗忘了厦大那些贫困的学子，已经遗忘了那些在青春的时光里被锁闭在铁屋里的人，也可能已经忽略了身边太多子孙辈的年轻人，正迷失在毒品的麻醉，滥交的捆绑，就业的压力，感情的失败，精神的虚无，或林林总总的漩涡中。他们需要在世纪老人的身上，获得生活的信心和动力，获得爱的力量。书本的教育、托福的成绩，或许远远比不上一个充满智慧的老人，在一个晚辈面临考试和就业，或人生进入低谷时，他的一句极具启发和鼓舞的话。因为先辈们陪伴着一个民族，一起走过了百年风雨，如同每一个“80后”正在经验到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型和动荡。
     先辈的“活着”，应该成为智慧的化身。
     印象中，“哲学”最初的意义是“爱智慧”，又可以分别解释：“爱”与“智慧”。爱与智慧是不可分离的，教育是智慧的范畴，是智慧的施予，因而真正的教育，是爱的教育，有了爱就有了智慧。冰心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有了智慧就有了一切。真正的智慧不以学术成就或职称评审为基准，应当是以爱为基础。圣经中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并不是推崇反智主义，而是告诉我们，人类在求知的过程中，应当在爱与智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点，使我们的爱不至于盲从，我们的智慧不至于自大。失去爱的智慧，再多的知识也毫无价值，至少没有积极的价值。
     人大博导余虹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个“我们”，不知道需不需要加以界定，或许指向普遍的国人而言。他所说的这个陌生的爱，是源于圣爱，最终实践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身边的现实而智慧的爱。这个爱里有对仇敌的宽恕，也有自省的代价。没有信仰，那么，爱的形态不会降临，至少并不那么完整，那么睿智。
     苏格拉底死前，嘱咐狱卒帮他向邻舍偿还一只鸡的钱。圣经的普世伦理，首先要求我们“爱上帝，并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耶稣基督庄严的宣告。这不仅是言语的宣告，耶稣在十字架上实践出了这样的爱。事实上，耶稣是人类真正教育的开创者和引导者。他在爱的施教中，非常智慧的吸引并引领了许多底层民众，同样吸引着一大批有识之士，他将爱、生命、和教育，融合在了一起。
     重要的是，耶稣的教育不是口头教育，也没有迎合犹太人官方的教育形式，耶稣自身成为了自己所宣称的那一位，是神的道在人间的显明，耶稣的生命成为了最卓越的教育的一个形态。
     具备普世伦理的基督信仰，所宣称的“道成肉身”这一“生命定理”，告诉每一个人，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当我们自身，与我们崇高的思想和崇高的身份有出入和落差的时候，则需要谨慎前行了。

（本稿编辑：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