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宾和洋静的未来
刘乐耕
我是北京的初中生,暑假和我好友、咸阳的王邦杰到陕西省西乡县采访贫困儿童,希望了解这里最真实的情况,帮穷孩子上学,给得病的孩子治病。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能关心他们。。。
7月13日 ,我和王邦杰从西乡县城坐班车到了钟家沟金家岭村,在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的何老师带领下采访了几个家庭。下午我们按照原计划去了骆家坝镇。由于我对金家岭念念不忘,7月14日我们又回到了那里。
回到金家岭,何老师告诉我们,村子后面的山坡上住着一户穷人家,有个孩子叫贾齐希,刚上一年级,父母离婚,都不在家中,他和爷爷生活,非常可怜。何老师建议我们去采访一下。
“我今天没有时间带你们去,”他一本正经地说,“但我找了个老太婆,她可以带路。”
听完我们偷偷地笑,后来才知道这里都称老奶奶为“老太婆”。
贾齐希的家特别远,这个老奶奶带着我们顺着羊肠小道向山上爬,途径不少屋子。每当我们认为终于到了时,老奶奶总会绕过屋子,在猪圈后另找一条路,继续前行。
我们走到了山坡顶上,房子就建在那里。墙是土筑的,有不少裂纹,至少十根拳头粗的木头在底下支撑着屋檐。屋中迎出来一位老爷爷,我们坐在屋檐下,时不时有沙土落到我们头上。
小齐希跑到外面“耍”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爷爷听说了我们的来意,陆续讲出了家中的情况:
“贾齐希小名叫宾宾,今年7岁。他的妈妈前两年嫌家里穷,跑掉了,他爸爸在外面打工。我已经74岁了,身体不好,有支气管炎和肺炎嘛,到医院吃药,欠了不少钱。我不能种地,粮食都要去买,就靠着他爸爸打工寄钱,——噢,还有养老保险,一年大概是370块钱。家里的地租给了别人,人家也没有给租金,因为地不能荒着嘛。
“他是我小儿子的孩子,我的大儿子全家都出去打工了,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
“别的孩子都有钱去学校买个早饭,我没有钱给他,他只能上午11点吃一顿,晚上回来吃一顿,营养不够啊。学校午饭也有补贴,但是自己还要付一些。一年下来,他上学要花四五百块。我们给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填表了,但是他们明年才能资助我们……”
我和王邦杰了解完基本情况,觉得他们很需要帮助,但由于宾宾不在家,便先告辞。我们让爷爷下午把宾宾带到何老师家找我们。
何老师家中有村民在贷款,王邦杰便向她问起村里和镇里干部的选举过程。
一位阿姨说:“都是老百姓投票啊,很简单,谁的票数多谁当选。”
“那比如说我37票,刘乐耕38票,但我父亲是大官,那会不会我当选?”
“那不可以。”阿姨坚决地摇了摇头。
过了不久,爷爷领着宾宾来了。他的脸很圆,头发长长的,长了对大耳朵。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米色裤子,总是往下掉,前面的拉链还拉不上。他不停地提裤子,还要设法用上衣盖住裤子中间的开口,忙的不可开交。
我们正在吃午饭,于是先给宾宾拍了个照片,请他们稍等。没想到吃完饭他们爷孙不见了,原来爷爷带宾宾进了村里的理发馆,特意为照相而理发去了。 宾宾的一头潇洒长发没了,不过也很帅气。他腼腆地坐到我身旁,脚还不能着地。我问他问题,他不回答,害羞地看着爷爷。爷爷急了,说:“哥哥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
我慢慢地与他们交流着,爷爷说:“他的身体也不好,三天两头感冒、发烧,打针也要花不少钱。”
我想起了小时的自己,笑道:“我也是啊,幼儿园的时候手上全都是针眼!”
宾宾被我逗笑了,终于转过头来看着我,并颇有几分自豪地告诉我,他不怕打针,还自己到村里卫生部打针呢!
爷爷看似很焦虑,他想把宾宾带回家,便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宾宾表示, 愿意留下“耍”,我也想多和他交流,于是爷爷自己回家干活,把宾宾留在我这。慢慢地,他对我敞开了心怀,给我讲学校的事情。我又问他:“你去过什么地方?”
“去过西乡,还有山西。”
“山西!是吗,这么远啊?”
“是我爸爸带我去的。”
我非常惊呀,追问了几句,没想到他突然兴奋起来,一句句陕西话如同打机关枪一样从他口中冒出:
“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山西,然后我妈妈把我丢到一个人家里,自己跑了!——她说了句‘老天保佑’就跑了!后来那家人给我爸爸打电话,我爸爸才知道——我爸爸带我回来,又找我妈 ……”他的声音变得急促而沙哑,气喘吁吁地讲述着自己妈妈“跑了”的故事。
“我妈妈告诉爸爸:‘我才不回去!’然后她又把我丢到理发店,跑了——后来她来看我两次,第一次带来吃的!有饼干、牛奶、面包——爷爷做好饭,让她吃一点,爸爸也让她吃,但她不吃就走了——第二次来就是和我爸爸离婚了。”
他说得太急,我让他重复了至少三遍,每一次都同第一遍一样兴奋。我问他:“妈妈跑了你伤心吗?想她吗?”
“不伤心,”他摇摇头,然后笑起来,“那时我小嘛,不懂事。”
我无法理喻他的这种兴奋,我想,也许是这件事对他来说很好玩,但爷爷不让讲,在心中憋了太久吧!
我带上宾宾,又去采访一个姓欧阳的布依族家庭。其实我第二次到金家岭,就是为了采访那位叫欧阳洋静的6岁布依族小女孩和她的爷爷奶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得知她们家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但是由于时间太紧,只在家中待了一小会儿就走了。欧阳洋静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我曾在微博上说,她的妈妈“早已去世”,这是不对的。第一次来时,爷爷说她的妈妈“走了”,我以为去世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走了”便指离婚,或是离开了家。
妈妈离婚走了,洋静的爸爸在外面打工,已经好几年没有一点音信了。第一次来时我按照习惯,问爷爷家里种了多少水田和旱田。
出乎意料,爷爷摇了摇头说:“我们没有地。”
“啊?怎么会没有地?”
我、王邦杰和何老师静静地听爷爷说:“那是2004年吧,我们都到外面打工,结果村里的副村长兼我们小组组长把我们的地收走了,给了他的哥哥。他的理由是我们不在家,没有缴税!”
当我再次去的时候,我又向奶奶询问了这个事件。
“这么多年了,我们每年都去找人。到镇上、县里找领导,那些人笑着对我们说:‘行,我们帮你们想想办法。’但是再也没有联系我们。”
听到这里,我马上想起了中午邦杰和那个村民关于选举官员的对话,感觉哪里怪怪的。
我、宾宾和洋静三个人玩了起来。洋静非常聪明,是极少数考试得“双百”的学生之一。她酷爱画画,曾经有人从北京给她寄来画笔和纸,这些成了她最珍贵的财富。我翻了她的作品,真的很不错。
她骄傲地说:“画画是我自己学的!”
她还要给我们表演舞蹈,于是我坐下,宾宾把上衣往下扯一扯,坐在我身旁。她先鞠躬,然后边跳边唱,红裙子飘啊飘,十分漂亮,宾宾“嘿嘿”地笑着。
“这些歌舞是老师教的么?”
“不是,是我自己学的!我爸爸手机上有人跳,我就学会了。”
“爸爸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不是吗?”
她把两只胳膊交叉搭在肩上,一耸肩,笑着说:“是啊,我小时候学的。”记忆真好!
洋静拿出画本,我们一起照着图片画画。图片中是两只小鸟站在书上唱歌,我画树的轮廓和叶子,宾宾在很专注地观察着我的画,有时候说一句:“这里还应该有一片叶子。”我把笔塞到宾宾手里,让他来画。他不像洋静,估计没有多少画画的机会,所以他很紧张。
宾宾生涩的笔划渐渐熟练起来,洋静也不停地指指点点教导他。我坐在一旁拍摄他们,心想,他们家中都没有种田,父母都不在,情况非常相似。但洋静仅仅比宾宾多拥有价值几十块钱的绘画工具,她的一项爱好和特长就得到了发展。当我们帮助他们的时候,不仅仅让他们吃饱,让他们上学,也要保证他们的兴趣爱好得到发展。因为这样的家庭即使受到帮助,家长一般也不会拿钱给孩子买这些东西。
宾宾将叶子画全,洋静接过笔,放下正在吃的饭,弯下腰一笔一笔画起了鸟。她的眉锁在一起,两眼快速地扫过纸张。在我们面前,她的笔划充满了严肃和自信,实有几分大师风范。
画好了,我们三人都写上名字。我给他们拍照片,宾宾显得不知所措,看洋静的眼神,又是感激又是害羞。
我问洋静,长大要不要当画家。她说不要,又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一边笑了起来。
“当画家可以把画卖了,赚钱。”我说。
她告诉我:“有些古代的画可以卖很多钱,现在的画不值钱。有些古代的画可以卖好几块钱呢!”
他们要玩跳皮筋,让我也参加。我跟着洋静学了一会儿,发现自己实在太笨,便坐在一旁当观众。洋静会许许多多的花样,她的歌声伴随着轻盈的步伐上下起伏。跳完了,宾宾不甘示弱,提一下裤子,也上阵了。 整个下午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他们现在无忧无虑,很快乐,但是家中收入仅够吃饱饭,还总要向协会贷款。等他们上了初中或高中,还需要住宿费用,而那时爷爷奶奶或许已离去,他们该怎么办?
来到这已经好几天了,我渐渐发现这里的“穷”并非指吃不饱饭。如果仅仅是生活在当下,如果时间能停滞,他们的生活还可以过得去。但孩子们会长大,需要更多的钱和机会,而长辈们会变老,这就使上学成了一个大问题。
宾宾和洋静玩着,我送他们每人一只笔,让他们好好学习。我告诉奶奶,我会想办法帮忙的。他们的前途部分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也部分掌握在全社会手里。一次关爱很可能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本稿编辑:吕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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